法语文学翻译家：现代都市是作家创作的镜子

问：经历了古典文学时期之后的法国文学，其实有了更新的面貌。当下的法国文学探讨的主题、文学的形式都有了新的变化，法国当下文学的样态似乎也朝着越来越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许钧：谈法国文学的当下，就必须谈它的历史。两次世界大战催生了在哲学领域对人的生命的思考，而这种思考也扩展到文学领域，20世纪以来的法国文学一直就人的存在与生命的意义进行探讨，荒诞派、存在主义、新小说、寓言派等各种文学流派也应运而生。而到了当下，从勒·克莱齐奥、于连·克拉克等人的创作可以发现，法国文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那就是多元之中有顶峰。法国当下的文学没有一种所谓的流派，而是在新现实主义、新寓言、以及小说新的形式的探索中并存的一种样态。而在城市文学的书写中，当下法国都市文学有三个特点，首先是对极端物质主义的批判，第二是对人类在都市生活中沟通隔阂的反思，第三是对都市生态的反思。这也是当下所有书写都市文学的一种共同的主题，都市文学不再对一座城市的特征来进行描摹，而是探讨人与都市的关系，直指的还是人性本身。

问：在国内的图书市场，尽管有法国当下文学的翻译介绍，但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可能更熟悉与阅读的是法国经典的作家作品。翻译者和出版社应该如何将好的法国当下文学推介给读者？

许钧：从出版社的角度来看，经典作品的阅读人群永远存在，而且经典作品进入公共版权时代之后，各个出版社都可以出版，经典作品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版本，这会造成一种虚假繁荣，但实际上，法国最新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出版的并不少，最近几年获“傅雷翻译出版奖”的作品中也有很多好的法国最新文学作品。而且我们的翻译队伍中有许多年轻人一直在致力于将最新的法国文学作品翻译推荐给读者。

文学翻译是需要传承的。从1898年《茶花女》在中国翻译开始，法语翻译界形成了很好的传统。一个好的翻译者有三个标准，首先是选好书，要有好的目光。选好书是翻译者的责任，中国文学走出去也同样如此，要将最好的中国文学介绍给法国读者。第二个标准是译好书，一旦你选择了好书，你就要精神与文字相通，将作品译好。第三点是读好书，这是指翻译者有责任向读者推荐好的作品，文学翻译不仅仅是翻译的问题，它涉及到整个生产、推广、传播的过程。首先文学研究要跟上，一个好的作品翻译者不去研究它，怎么能看到它的价值，又怎么能进而把它推介给读者？第二则是批评要跟上，翻译市场的健康与否需要批评家说话。第三政策要跟上，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是要有中外文化交流的好的环境，创造一些机会让真正的文学互动起来。

问：上海是这次巴黎图书沙龙的主宾城市，您如何看待城市间文学交流所能带来的文学文化空间的拓展？

许钧：文学交流对于城市文化空间的建立拓展的作用显而易见，上海书展就是一个典例。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见证，上海书展逐渐成为国际书展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它的前景也会越来越好，它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真正放眼世界和容纳世界文学的平台。

文学的互动其实从作家的互动开始，他们的交流会产生思想的碰撞。城市文学空间的拓展需要作品来说话，中国有多少作家来书写上海，又如何来书写上海？书写上海当然包括对人的书写、生存环境的书写、城市风貌历史的书写，这需要文学作品来说话。真正要推动城市文学空间的建立，需要有一系列的作家、作品书写出上海的灵魂。还有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培育、培养一批真正的读者，上海是最有可能培养读者的城市，因为在现代化进程中上海扮演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它更具有自己的气息和灵魂。这需要进行研究，才能推动文学空间真正的发展。而且，上海究竟要跟什么样的城市进行互动？它需要选择一个跟自己文化气息相合的城市，作家与作家之间的交流、读者与读者之间的交融，真正形成一个阅读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增长，互动之后才有互补。

余中先：都市在作家的眼里形象是分化的

问：上海作为超级大都市逐渐面临文化多元体验的问题，如何书写成熟的大都市也被文学界所关注，近两年法国当代文学在这方面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

余中先：法国文学在书写城市方面历史很悠久，像《巴黎圣母院》这样的经典之作不必再说。在当代文学中，首先它们是不以战争、工业、农村等题材来划分小说的，但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有很多。简单来说，对于像巴黎这样的成熟都市，在作家的眼里形象是分化的，一方面是以市中心的那种世界时尚潮流形象，表现出富庶、良好的气质，比如前两年我翻译的法国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的小说《地图与疆域》，书写了时尚艺术界的奢华生活；另一方面作为对比的是城市郊区，那里聚集了大量移民，产生了许多问题，各种声音汇聚在小说中形成嘈杂不一的感觉，比如小说《法兰西兵法》就是以里昂为对象，把代表旅游美好形象的老城区和郊区对照起来，引出许多具体思考。另外，还有一些是描写日常生活困境的，妙莉叶·芭贝里的《刺猬的优雅》就是讲述了看门人和房主们的故事，这类故事对于上海也是不陌生的。

问：这类小说受法国文学奖的青睐情况如何？或者说，法国文学奖近些年评奖趋势如何？

余中先：应该说，这些年法国文学奖有年轻化趋势，许多评委也正好轮到五年一次或十年一次的换选，年龄组成有了变化。当然文学奖对外是说一切以作品质量说话，实际来看，像影响力较大的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的篇幅在变长，题材也比以往要新，当代现实话题更多些，我刚才提到的《地图与疆域》就是2010年龚古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

问：如今文化交流日趋便捷，也更技巧化，注重质量，您对已经实行了二十多年的法国“傅雷计划”有什么感受？

余中先：我的翻译曾经获得过“傅雷翻译出版奖”，我现在也是该奖评委之一。我感觉，整体的“傅雷计划”如今是更尊重中国的阅读出版情况了，这么多年推荐译介了法国的社科类作品和严肃文学作品，文化价值和意义都是很大的。虽说跟法国文学中的畅销书比当然一时看不出效果，但它作为文化辅助的输出计划，是潜移默化的方式，获得国内读者或研究者的接受。另外，也要看到翻译质量的问题，如今因为翻译稿酬较低，高校外文研究多重理论轻实践，翻译成果也无法作为学术成果等等原因，导致了翻译界难以为继的趋势。我一直希望各方都能关注这个问题，让翻译的年轻力量越来越多，而且能踏踏实实地做翻译，不必有后顾之忧。

袁筱一：作家在城市中发现错综复杂的“人类关系”

问：此次上海作为主宾城市参加第34届法国巴黎图书沙龙，特别联想到“城市文学”的话题。以你的了解，法国文学里的城市叙事，对我国当下方兴未艾的城市叙事有何借鉴意义？

袁筱一：的确，我有时候会想，中国当下的写作中有没有所谓的“城市文学”？《恶之花》，或是本雅明笔下的巴黎似乎是比较早的，对于“都市”的描绘，但它们却不仅仅是所谓的“都市文学”(或者说城市文学)，之所以有城市的景象，那是因为在现代社会的转折点上，都市呈现出异常的复杂、繁荣和腐朽。写作从来都无法割断与历史的联系，就像罗兰·巴特所说的那样，波德莱尔也被他定义为所谓的“资产阶级写作”，和古典的写作完全不同。实际上，《恶之花》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其地理意义。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或许我们不应该把《恶之花》这样的作品看作是“城市文学”的范本，更没有理由用它来衡量中国当代写作的“城市文学”的该与不该，好与不好。因为历史的脚步，我们不是这样踏过来的。

问：另一方面，也有作家笔下体现出来的城市面貌是单向度的，所谓城市也就是罪恶、阴暗、欲望等的化身。对身居其中的城市，他们提出了浅层的批评，却少有像波德莱尔、本雅明那样真正深入的反思。

袁筱一：是同时期的城市，还是过去的城市，其实这并不是我们反思中国当下写作的重点。

我还是反过来说吧。我记得2012年，勒·克莱齐奥在华东师大演讲的主题就是《都市中的作家》。他说：“作家在都市中寻找什么呢？可能人类的城市仿佛是打开的书本。街道与马路的结构、广场的公共地带、人群的移动、思想的流动与身体的混杂、建筑的节奏，这些与文学创作相应，它们既是灵感，又是批判，而且还是一种反衬。现代都市，在其所有的暴力与复杂中，从某种程度上成为作家的镜子，一枚巨大的放大镜，透过它，作家可以发现人类关系的错综复杂，同时还有他自身的投影。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当代文学作品似乎都同城市生活相联系，尤其是小说作品。”我很喜欢他说，作家在都市中发现的是“错综复杂”的“人类关系”，而我也确实认为，在“错综复杂”的“人类关系”中，慕容雪村、卫慧、棉棉的欲望都市是一种；王安忆的上海的、女性的叙事也是一种；但或许不应该仅仅有这样的一种和两种。

我还深刻感受到的一点是，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突然来到的(而不是渐渐来到的)都市令我们迷失。城市是一个巨大的迷宫，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是作为现代社会的象征出现的。中国当下的写作中，还是有一些作品恰到好处地传递了这份迷失。只是，是不是有作家能够在迷失中“标记”出一点什么，这或许真的需要功力了。

问：近年，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整个社会结构的调整，城市文化日益正成为文学界内外关注的热门话题。然而囿于种种原因，相比在新文学发展史上占据主流地位的乡村文学叙事，也无法摆脱置身边缘的尴尬处境。

袁筱一：写作的现状我们永远都无法去改变，也不应该想着去改变。谁来承担改变当下写作的责任？这个命题太宏大了。至于占据主流地位的乡村文学叙事，这和我们的记忆有关。我觉得这并不值得我们忧虑。中国的记忆已经有太多人为的断裂。而真正来自记忆深处的作品，无论是乡土的，还是城市的，都是好的作品。我们并没有“过多的”好的乡村叙事，况且什么是“乡村叙事”呢？我觉得这个定义也值得商榷。有很多你所谓的主流作品并不是对中国当今乡村的现实描摹。

我们不要过于忧虑城市/乡村这样的划分吧，这不是文学应有的分类。即便这样的分类能够成立，它也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