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培松：看文革如何扭曲人的心灵

最新文化资讯在中国百年散文史上，自传性散文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文学性的写法，如郭沫若的一些自传散文；另一类是史传性的编年体式的散文，如胡适的《四十自述》。《我们》应该属于史传性的编年体式的散文。这种写法优点是真实，有历史感，容易得到读者的信任；不足的是比较平实、拘谨，稍逊风骚。或许作者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一方面精心采撷这一历史时期的各个有代表性的动态画面，把它们编织起来，如“早请示，晚汇报”、“忆苦思甜”、“斗私批修”……几乎囊括了“文革”中所有大大小小的事，可以说是一部“文革”词典。他的“文革”叙事，是在还原历史画面时，采用编年体的写法，不打乱时空，不跳跃，不穿插，顺着历史长河的流淌，随物赋形，把在他心坎上留下的痕迹彰显出来，毫不含糊地真正做到原汁原味、原汤原水，让我们身临其境。我是“文革”的参与者和经历者，是个见证人，我能随时跟着他叙述的脉搏跳动，又回到那个荒唐的年月。现在写“文革”的作品，包括一些名家的作品所表现的“文革”场境，我怎么也“入”不了，他们笔下写的和我经历的“文革”不一样。但是《我们》却自然地把我卷进了他的场境。原因就是作者袒露的是他的心迹，都是刻在心窝上的，它和那些胡编乱造划清了界线。

作者在采用编年体写法的同时，在动情处又自然地用一些文学手法，让场境加色加味，比如反讽的运用，如“早请示，晚汇报”中写“早请示，晚汇报”时，小弟突然拉屎；“游街示众”中的缪秀琅和“骚宝妹”的不同对比表演等等，都写得有声有色。正因为如此，所以文中有些人物，虽然笔墨不多，如“鲜艳的红领巾”中的姐姐，“恐怖的批斗会”中的毛会计，尤其是“复课闹革命”中的那个渴望加入红小兵的顾姓女孩，都呼之欲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把人文关怀浸透在字里行间，如对缪秀琅和“骚宝妹”的描写，都可以体会到作者的同情。

我特别欣赏《我们》能够透视“文革”中人们的扭曲心灵，着力描绘人们的心理紊乱图。“文革”中的人们都着了魔，着了魔的人们都是那样疯狂。但是人人着魔，人人疯狂，表现的形式各异，异在心理紊乱的千差万别上。难得的是他以审己的姿态，把自己紊乱的心电图也如实暴露出来，没有把自己作为真理的化身来写，这一点非常重要。现在有许多散文，大部分描写是真实的，但是在某些地方想玩一点花腔、掺一点假，非常让人恶心。鲁迅给散文发出了警告，散文的幻灭“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这几乎成了散文的咒语，回顾一百多年现当代散文史，许多所谓散文名家恰恰就在“真中见假”的咒语上翻船。而《我们》则真实到可以让你当历史一样读。

或许作者重视真实这个问题，他坚持用零度风格来叙述，描写甚少，这样有时反而束手束脚。我还是要向作者指出，在一些紧要关头，完全可以放开手脚描写，结果却把笔墨淡了下来，让人干着急。

现在的文艺界是比较庸俗的，他们永远对着名家大人物笑。像《我们》的作者，一直坚持在基层埋头苦干，可是却得不到掌声，拿不到鲜花。基于此，我作为读者，为他鼓掌，为他骄傲，因为我始终把这些脚踏实地的作者引以为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