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张之洞档案”里的另面戊戌变法

“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陈寅恪指出从实际经验中得知须借重西法改旧法的陈宝箴，与从“今文”经、“公羊”学中推导出“孔子改制”之说的康有为，有着思想渊源的不同。他的这一评论，具有指向性的意义，其基本史实方面当得自于其“先祖”与“先君”。然长久以来，学术界对陈寅恪的这一说法有过许多次引用和赞赏，但一直不能予以证明。这是因为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留下的关于戊戌变法的材料太少。

而与陈宝箴属同一政治派系的张之洞，却留下了相当完整的档案。

“张之洞档案”的主体部分，是张之洞的幕僚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全集》时所据之原件或抄件，还留有许同莘的许多抄目与批注，上世纪五十年代由张之洞曾孙张遵骝赠送给近代史研究所；另有一些是近代史所图书馆历年购置、收集而入藏的；总计492函，内有两千余册及数以千计的散页。其中关于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及清末新政的内容相当丰富，然我所感兴趣者，是涉及戊戌变法的史料——该类材料的数量虽不很多，但也有数百上千之谱。

尽管从广义上说，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所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相关的史料也极多，一辈子都无法读完；但若从严格的政治意义上去分析，戊戌变法大体上就是“百日维新”，是一次时间非常短暂的政治事件。其主要活动在北京、在政治上层，且只有少数人参与其间，绝大多数人置身事外，闻其声而不知其详。又由于政变很快发生，相关的人士为了避嫌，当时没有保留下完整的记录，事后也没有没有详细的回忆，一些原始史料也可能因此被毁。也就是说，今天能看到的关于戊戌变法的核心史料仍是不充分的。

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政变后避往海外，完成一系列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也成为后来研究戊戌变法的重要史料。毫无疑问，康、梁是当事人，他们的著述自然有着很高的价值，但他们著述的目的，不是为了探讨历史的真相，而是其政治斗争的需要，故在其著述中有着诸多作伪。康、梁作为政治活动家，此类行动自有其合理性，但给今日历史学家留下了疑难，若信之，必有误，若不信，又从何处去找戊戌变法的可靠史料？

台北中研院院士黄彰健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孔祥吉教授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员陈凤鸣先生分别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和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了大量档案或当时的抄本，主要是康有为等人当时的奏折，揭示出康有为等人在《戊戌奏稿》中的作伪，对戊戌变法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当此项史料搜寻工作大体完成后，还有没有新的材料——特别是康、梁一派以外的材料，可用来研究戊戌变法？

正因为如此，当我读到“张之洞档案”中关于戊戌变法的大史料，一下子就感受到追寻多年的目标突然出现时那种心动加速、喜出望外，于是，我立即放下了手上的工作，改变研究计划，专门来阅读与研究这一批材料。

我在阅读“张之洞档案”的过程中，最为突出的感受是，这批史料给今人提供了观察戊戌变法的新角度：

其一，张之洞、陈宝箴集团是当时清政府内部最大的政治派系之一，也是最为主张革新的团体。他们对康有为、梁启超的看法，对变法的态度，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戊戌变法是体制内的改革，须得到体制内主要政治派系的参加或支持，方有可能得以成功。当人们从“张之洞档案”中看到张之洞集团以及当时主要政治人物对康、梁所持的排斥乃至敌对态度，似可多维地了解变法全过程的诸多面相，并可大体推测康、梁一派的政治前景。

其二，以往的戊戌变法史研究，经常以康有为、梁启超的说法为中心；而“张之洞档案”中这批出自康、梁之外的材料，可以让研究者站在康、梁之外的立场，来看待这次改革运动。兼听者明。由此，易于察看到康、梁一派在戊戌变法中所犯的错误。

其三，由于这批材料数量较多，准确度较高，许多属当时的高层秘密，可以细化以往模糊的历史细节，尤其是历史关键时刻的一些关键内容。这有助于我们重建戊戌变法的史实，在准确的史实上展开分析，以能较为客观地总结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

也就是说，原先的戊戌变法史的研究，主要依靠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并进行了多次辨伪识真，建立起当今戊戌变法史实结构的“正面”——尽管这个正面还有许多瑕疵和缺损；那么，通过“张之洞档案”的阅读，又可以看到戊戌变史实结构的“另面”——尽管这个另面也不那么完整和清晰。任何事物都是立体的，多维观察的重要意义，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对于阅读历史的读者来说，由于史料的保存多有缺憾，能够阅读到历史的“正面”同时又阅读到历史的“另面”的机会并不多。这是我的一种幸运。

我必须说明，本书只提供了戊戌变法的“另面”，读者若要建立起戊戌变法史的完整认识，当然还要去看看其“正面”。

我还需要说明，由于本书所引文献皆用中国传统纪年，时间又相对集中，为避免过多换算而引起读者的理解不便，本书使用中国传统纪年，并在必要处夹注公元。

当我看到“张之洞档案”中那些激动人心史料，却进入了奇妙吊诡的生活。我刚刚从北京大学返回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去北京的近代史研究所看档案，反而成了不太方便的事情。于是，我只能在课余或假期飞北京，尽可能地躲开近代史所的各位师友，以节省时间，多看一点。在此向各位师友致歉。资料搜集工作进行近半，我又与《中华文史论丛》的老编辑蒋维崧先生商量，想做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在刊物上进行论文连载。蒋先生闻此是一口应允。开场的锣鼓敲响了，我又发现，每三个月结一次账，实在是一桩让人吃不消的力气活。为了按时交稿，又找了朋友，跑到政治大学，躲了五个多月，完成了本书三分之一的工作量。本书的主要部分曾作为论文在《中华文史论丛》上连载，该刊精细的编校工作让我想起来就感动不已——现在很少能见到如此认真的编辑与校对，且也不见这般柔中有刚的催稿手法。这批论文发表后，我又放了一段时间，以能发现错误，随时进行修改。此次再跑到中央大学，为的是再躲上三个星期，以进行最后一次修订。写下以上这些私人性的话语，是为了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诸多人士——蒋维崧教授、林虞生老先生、胡文波先生、唐启华教授、吕绍理教授、汪朝光教授、金以林教授、马忠文教授、深町英夫教授、张玉萍博士……而我心中最为感谢的，自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尤其是茹静女士，我在那里度过了许多阳光灿烂的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