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困境：民主制度如何才能成熟和稳定

作为“佛教立国”的“微笑国度”，泰国近年来的政局动荡和社会混乱令世人震惊扼腕，并日益呈现出制度性“泰式民主”的“民主拉锯困境”：执政党联盟与反对党联盟各自动员自己的民众支持力量，通过“街头抗争”相互拆台、你来我往、恶斗不已，而在政府不断更迭的背后，起主导性决定作用的则是王室和军方的政治立场、政权取向。

为什么自1932年“民主革命”之后，运行了80多年的“泰式民主”始终难以跳出“文人政权与军人政变”不断转换的“恶性循环”，并自2006年推翻他信政权的军人政变以来，显现出更为强烈的“民主拉锯困境”？为什么泰国的民主制度及其运作体系难以成熟和稳定？其中蕴含着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政治法治及思想观念根源？参照世界各国民主化生成的历史路径及其演进逻辑，本文对此作一简要的剖析和解读。

“民主拉锯困境”的社会基础：二元对立的经济社会结构

现代国家体系中的宪政民主制度，是伴随着近代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建立其上的现代社会结构的完善而逐渐生成的，是以现代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为根本支撑和社会基础的。西方原生型民主国家，在现代经济社会结构与现代宪政民主体制互动互强中，经过二三百年不断调适磨合而进入成熟稳定的民主制度状态。而东亚各国宪政民主体系的形成，是在急剧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中，模仿西方的民主制度而仓促建立的。急切紧迫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与民众广泛参与的民主体系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和紧张关系。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越高、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越壮大、经济社会结构现代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其民主化进程才越可能平稳，其民主制度体系也才越可能趋向成熟和稳定。

建立当代泰国宪政民主基本架构的所谓1932年“民主革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只是一小批民主主义者和反对君主专制的军人集团发动的一场小规模的成功政变。[1]虽然实现了泰国政体从绝对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的政体转变，但君主和王室作为传统政治力量保存了下来，军人集团也从此走向政治中心并左右着泰国的政治走向和民主化进程。历经八十多年的现代国家建设和现代化发展，在经过24次政变（其中20次为军事政变）、18次修宪和反修宪不断政治争斗和社会动荡后，泰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依然深陷“二元结构”的泥潭：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并未完成，60—70％人口仍住在农村，城乡差距和对立依然严重。21世纪初，医院病床的占有率，曼谷是每224人一张，而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则分别是503人和747人一张；15岁以上受过高等教育和未受过初等教育的比率，曼谷分别是22.5%和19.4%，而北部地区是5.6%和29.2%，东北部地区是4.3%和40.7%。据统计，2013年泰国540万贫困人口中有88%分布在农村地区，尤其是在北部和东北部地区。[2]

二元对立的经济社会结构，为2001年他信政府上台后“民粹主义”惠民政策的实施奠定了雄厚的社会基础。经过他信政府五年多的持续动员和政治化过程，此前不太关注政治的农民和城市贫民阶层，被广泛地政治动员起来，成为“他信派”政治势力庞大的民众支持力量（“红衫军”）。相反，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要支持力量的“反他信派”则以反对党为组织中心，结合反他信的王室力量、军人集团、地方寡头、政客及其官僚（“黄衫军”），与“他信派”形成了泰国民主特有的“民主拉锯困境”：双方都以“民主”为旗帜，动员和依靠各自的民众支持力量，以“街头抗争”为主要政治斗争手段，你来我往、相互拆台。而贫富差距和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则为这种“民主拉锯”提供了最为雄厚的经济社会基础。对于泰国来说，只有在恢复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持续的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完成，经济社会结构基本稳定之后，才能为泰国民主制度的稳定运转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民主拉锯困境”的制度病理：

以执政党与反对党为组织中心的两极化政治博弈

宪政民主体系成熟和稳定的民主国家，其政党制度也相对成熟和稳定，并成为政权更替和政治动员的稳定组织中心。不论政党制度是两党制体系还是多党制体系，为了争取最大数量的选民支持，执政党或反对党都是尽力向政治中间区域靠拢，极力赢得“中间选民”的最大选票。因此，执政党与反对党的政治博弈都以最具有包容性的政纲和政策取向吸引中间政治社会力量的支持，谁能赢得庞大中产阶级和中间选民的选票，谁就可能赢得政权。以政党为组织中心的政治势力向中间选民的靠拢和趋同，是政局稳定、社会有序的制度机制。

泰国自1932年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建立以来，一直处于多党纷争与军人政权交替博弈的“恶性循环”之中，未曾有过一党主导、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文人执政的多党联合政权所出现的内斗及不稳定，也给军人政变提供了最好的借口和依据。[3]因此，自1932—2001年，泰国的执政政权，大多处于军事强人的控制之下，40—50年代的披汶政权，50—70年代的沙立及他侬—巴博政权，80年代的炳政权，期间虽然有过相对稳定的政局和经济发展阶段，但泰国的政党体系一直未能形成稳定的政党结构，“朝立夕散”的所谓政党分化组合，多是地方寡头和政客博取政治权力的个人工具，而多数民众则处于沉默无力的依附状态。

自2001年他信率“泰爱泰党”赢得大选并夺取政权之后，以“他信—英拉系”政党为组织中心的一方，与以传统民主党为组织中心的另一方，形成了越来越趋于两极化的政党对立中轴，你死我活般地挟持各自的民众支持力量，以政治化经济利益动员和组织民众，以街头抗争和政局混乱相互施压，借以挑起和诱导王室和军方势力的介入和支持。以两极化的政党力量为组织中心、极端政治化民众参与、“鱼死网破式的政治对决”、借机引诱军方干政，这便是“泰式民主”的“民主拉锯困境”的制度病理。也许，只有当两极化的政党力量能够以民族和国家的大局和利益为重，理性冷静地相互包容和妥协，以和平及法治化的方式解决政治纷争，泰国民主才能真正走上成熟和稳定的制度之路。

“民主拉锯困境”的民众支撑：

民众极度参与的“政治化分配性激励”

现代成熟民主国家的社会生活是政治与经济领域相对分离的状态，民众政治利益的实现主要体现在大选期间民主投票权利的落实和日常政治生活中的各种政治参与。民众经济社会权利有相对完备的法律和法规的福利性保障，民众主要通过专职工作中的“生产性激励”来实现个人的经济社会权益，而无论是政治利益的实现还是经济利益的实现，都必须通过法治化的制度程序。即使是集会和抗议，也必须通过法制渠道并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但在很多后发民主化国家，由于经济社会结构变革与民主化参与扩大几乎同时展开，贫富悬殊和城乡对立，极易刺激中下阶层的贫民通过政治化参与途径来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即通过政治参与来实现“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这便形成了“政治化的分配性激励”。如果个别政治家别有用心，极力挑动和动员民众的“分配性激励”取向，脆弱和不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法治体系极难吸纳急剧扩大的“爆炸式”参与民众，国家很容易陷入政治动荡和社会混乱的泥潭。

泰国自2001年他信执掌政权以后，泰爱泰党政府就极力贯彻一系列“民粹化”的“草根政策”：“三年缓债”、“乡村基金”、“三十泰铢治百病”等惠及农民和贫民的政策，刺激和唤醒了沉睡多年的广大中下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动机。[4]“他信—英拉系”政党强大的民众支持基础不断巩固，“政治化分配性激励”机制的组织化途径也日益形成，并在不断的“街头抗争”中发挥着强大的组织和动员作用。与此相对，受到“他信派”刺激的以民主党为首的保守政治势力，同样如法炮制，通过自己的政党组织机制，也动员了庞大的以曼谷城市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民众支持力量。自2006年他信政府被军人政变赶下台至今，“黄衫军”与“红衫军”的对峙抗争可谓此起彼伏，这就是民众极度参与的“政治化分配性激励”机制造成的组织化抗争结果。这一组织化机制更在2013年底爆发的“黄衫军”街头冲击中得以充分体现。以政党为组织中心、挟持民众极度参与，从而形成政治化的对立两极，这是泰国“民主拉锯困境”的民众基础和民众支撑。如何在政治秩序恢复之后，形成民众参与的法治化、制度化渠道和机制，理性引导民众的权利主张和利益要求，而不是煽动、刺激以达到政治化挟持民众，泰国的民主制度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民主拉锯困境”的文化场域：公民文化的脆弱和欠缺

成熟的宪政民主体制的有效运作，需要同样成熟的公民文化的支撑和场域。西方成熟民主国家的公民文化，是经过几百年公民启蒙和公民教育逐渐培育和形成的。公民文化中的平等自由意识、权利责任意识、守法规则意识等等，都是在民主试错和民主学习中逐渐习得并作为民主体系运作的强大文化支撑。而二战前后取得民族独立的广大后发民主化国家，传统政治形态中的“村民文化”和“臣民文化”根深蒂固，一直作为无形的非正式制度形态影响着民主制度的运作和绩效。

泰国在1932年“民主革命”后，虽然在宪政制度的表面形态上建立了民主的制度架构和规则机制，但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使传统的依附性村民文化和臣民文化依然普遍存在。这种在传统社会等级制度下形成的“庇护—依附关系”及其文化意识：较高的等级要保障较低等级的利益和安全，而较低等级要对较高的等级表示忠诚和依附，[5]至今仍然是泰国政治文化的主要形态。由此造成了通过“地方寡头”和“票头”收买“选票”的“金钱政治”的普遍流行，也由此造成宪政体制和民主制度的威严扫地和被肆意践踏：军事集团可以无视宪政规定，用武力推翻依据合法民主程序选出的文人政府，并撕掉现有的“宪法”，而制定出保障军方利益和符合己意的“新宪法”。

国王虽然为泰王国的民族统一和国家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平衡器作用，但也往往默认军事政变的正当性，给予践踏宪法和法律的军事强人和政治领袖以“特赦”，而无力捍卫宪法的最高尊严。地方寡头和政客往往无视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以一己之私利挟持广大民众，肆意扭曲、甚至不惜诉诸暴力破坏宪政体系和民主制度，以民众的压力和要挟来达到自己的政治利益。而广大民众，特别是中低阶层的草根民众，迫于严酷的生存压力和习以为常的“依附心理”，被地方寡头和政客挑动起来，希望通过狂热的街头抗争来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甚至不惜为了几百泰铢的贿选，而出卖自己的民主权利和政治自由。

当依附性的臣民文化到处弥漫，无时无刻地发挥着渗透和侵蚀的作用，且所有的政治团体和政治势力，并没有将“体制内主要的政治制度视为政治竞争的唯一正当的架构并且遵守民主的游戏规则”时，[6]泰国民主制度的成熟之路，注定还要经过艰难而漫长的公民文化培育之途。

2014年2月2日，英拉看守政府主持的泰国大选总算在“磕磕绊绊”中举行了，但以民主党为首的“黄衫军”依旧不依不挠、不予承认，军方干预和司法介入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泰国的政局还在动荡中艰难前行，要看清局势走向和未来路径还需假以时日。但值得庆幸的是，这次两极化政治势力的博弈中，英拉的执政党团队还算“克制容忍”，并没有极力挑动和组织自己的“红衫军”支持大军；军方也在一再地表示“克制中立”，并没有表现出强行介入的干政倾向；泰王和王室也一直采取“克制沉默”之态，未表明出自己的政治立场；反对党领导的“黄衫军”也表现出“克制抗争”的姿态，并没有当年“红衫军”“血洒总理府”的极端行为。

但愿泰国的政局动荡和社会混乱尽快得以结束，执政党与反对党理性冷静地坐下来谈判，以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为重，抛弃各自的一党之私和一己之利，以最大的妥协和容忍恢复宪政秩序和民主制度，并全力推进泰国的现代化发展，精心培育泰国的公民文化。唯有如此，泰国的民主制度才可能真正走向成熟和稳定，“泰式民主”才可能最终走出“民主拉锯困境”，并为泰国的国家治理与现代化发展提供民主法治的坚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