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复兴:“中国之道”到“普遍的人之道”

中国之道本身具有普遍性

中国之道本身就是普遍主义的道，这是我的一个核心观点。在过去的120多年中，大多数的学者都把中国特殊化，把中国作为人类普遍历史的一个例外。那么普遍性在哪？普遍性在西方，在犹太民族，在基督教文明，在雅典文明，在从那些文明起步的整个西方文明。而中国是“非人”，就像黑格尔所讲的：“中国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这样的一个断言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巨大，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在重申这样的看法。那么我们中国人这几千年是怎么过来的？我们过的是不是“人”的生活？

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们当下的知识脉络中是一个争论题。所以很多人有“黑格尔式”的论断，即我们要变成一个人，就必须先变成西方人，变成外国人，变成一个已经承载了普遍性的人。这是很多知识分子的论述，我觉得起码是有偏颇的。中国有漫长的历史，以及这样一个超大的规模，我们完全可以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本身就是普遍性的历史的构成部分。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中国现在会有这么多人，并且维持了自己文明的连续性。

美国学者福山写过《历史的终结》，那么历史的终结在哪呢？历史就终结在西方那些现代性的制度中。有人说“人类的历史将终结于中国”，中国是天下的第一阶段，再过若干年，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中国式的天下。有没有可能？我觉得这是必然。

必须突破对于自身特殊化的想象

当然这件事我们可以当成一个信念，它并不是一个学术的问题，而是一个信念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信念对于当下的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重要在哪？重要在让我们能够突破对于自身特殊化的想象。我们必须把自己置于一个普遍性的框架中，去认识自己文明的普遍性。也就是说中国的文明从一开始就有普遍性，它不是特殊的。

我们回到孔子，回到孟子，哪怕是回到荀子，他们讨论和解决的都是“人”的问题，而不是“中国人”的问题。所以“中国之道”不是“中国人之道”，而是“普遍的人之道”，中国的道就是人道。先贤们一百年前在欧美看到很多让他们感动的人、事、制度，从而感叹“三代在美国，三代在英国”，其实是因为欧美践行了“中国之道”，饯行了“普遍之道”，而这个道是没有国家界限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种心态，否则真的会出现让人担心的一种倾向：我们自己把自己特殊化了，从事儒学复兴的人也把自己特殊化了。比如有些人从事儒学复兴、重建道统，只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是为了中国人的幸福，甚至由此更进一步，变成民族主义的虚骄或者国家主义的狂热。我觉得这其实是低估了或者贬低了中国之道。

我们今天从儒家复兴的立场看道统，首先要有一个普遍主义的立场，或者说有个普遍主义的信念，由此才能够展开道统。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时代——不仅仅是中西，还有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等文明并存的时代。中国之道，或者说孔孟之道，以及尧、舜、禹、周之道，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一定会有新的展开，或者说我们这些置于道中的人，一定会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借助我们所能掌握的知识，去阐明这个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道统，因为解释一定是阐明，如果你不阐明它，那么“道”就已经不存在了。我希望正如“弘道书院”这个名字，人能弘道，这个“道”之所以在这样的时代存在，并且贯穿于我们的生命，贯穿于这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制度中，是因为我们在体验它，在阐明它。

明己方能阐道，方能贡献于人类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去阐明它，一定该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包括我们所能掌握的最新文化资讯。孔子讲“博学于文”，不是说狭学于文，不是说我只学自己熟悉的这个文，而是所有能够接触到的文都要学习。我还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还是应该站在这个“道”上。归根结底，在一个最敬畏的层次上、最高明的状态下，我们所能理解的事物，就是我们自己的“道”，而这个“道”本身具有普遍性。其实过去这一百多年来，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也就是本应尽到阐明“道”这一职守的学科，以及学科中的学者，并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他们被西方的知识完全淹没了，以至于忘记了这个“道”本身。

中国人特别好学，《论语》的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孔子最著名、也是他最愿意告诉别人、最希望别人模仿他的，就是他的好学。我们中国人太好学以至于忘了自己是谁。我们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外部的知识中去了，忘记了获得这些知识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是我们不得不去反思、内省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想在知识上有所贡献，想更进一步理解我们自己、理解当下中国的处境，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想象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需要获取更多的知识，包括万物世界里丰富的知识。而站在“道”上可能同样重要，或者说更重要，因为如果我们站在“道”上去博学于文，那么，那些知识就能够成为阐明我们这个“道”的知识。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样的知识，才是中国人能够给人类带来的有价值的东西。什么含义？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对人类做出过什么贡献？我们的法学，我们的伦理学，我们的经济学，我们的政治学，我们的社会学，对人类作出过一丁点贡献吗？我们是纯粹的消费者，我们始终都像是小学生在抄袭。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出贡献？

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本性的原因就在于对于自身的不理解，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贡献，一定是基于对自身的一个理解。而我们是谁？我们不是空洞的肉体，我们有自己的价值，有自己的心性，有自己的秩序想象。那么透过这些价值、这些心性，透过中国人的秩序想象，我们可以最深入地理解人。理解中国人就是理解人。可是在过去的100多年中，我们没有理解中国人，所以我们没有理解人，没有对人类普遍的思想或者人文社科做出有价值的贡献。也就是说，我们忘了“中国之道”，导致我们没有办法正视“普遍的人之道”。所以如果想要在普遍的知识生产体系中有所贡献，我们首先得回到自己，回到“中国之道”上去理解“普遍的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