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当代女性必须是心智上和经济上的独立

问：从书名上就可以感觉到，《阵痛》涉及人生里的钻心之苦，您怎么看待“活着”这种状态里必须承受的千疮百孔？

张翎：我想《阵痛》这本书与其说是关于苦难经历的，倒不如说它是关于希望的，精髓部分还是希望在里头。最开始我想写一个关于生育的故事。乱世的故事是老生常谈，女人的故事也是老生常谈，但是我把女人生育的故事放在乱世这么一个框架里面，不知能不能够撞出一点新意。

问：这本书您构思了多久，写起来快吗？哪段写起来顺利，哪段写起来有些“煎熬”？

张翎：我不是一个特别快的写手，《阵痛》的灵感其实很早就埋藏在我的心底，把它从记忆深处挖掘出来，到开始安排采风行程，再到构思，再到数易其稿，这个过程大概有两三年吧。写得最顺的是第二章“危产篇”的结尾处，小逃在武斗的枪林弹雨里生下武生，而仇阿宝为所爱的女人勤奋嫂丧命街头的那一段。也许因为这是一段我所“亲历”的历史，与我本人有着近乎切肤之痛的感觉。而写得比较煎熬的是第三章《路产篇》里武生和杜克的情感纠结，书写太平年月里都市男女的情感纠纷向来是我的短处——我总觉得现代男女有些无病呻吟，我得说服自己耐着性子按着故事的节拍进入铺叙。

问：《阵痛》从1942年写到2008年，很多与您年龄相仿的作家都写过这种跨越几十年的作品，您这一代作家似乎拥有一种更丰富的人生经历可以驾驭这种叙事。

张翎：像我们这个年代出生的人，肯定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老人，但是肯定也不再年轻，我们这代人被历史毫无商量余地地放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上，这个位置好听一点可以说“承上启下”，说不好听的就是“夹心面包”。

让女人隐忍和坚持下去的动力，不是男人，而是孩子

问：《阵痛》想必包含着您所亲历的一些痛苦，写这部作品也是为您自己止痛吗？

张翎：当我开始写《阵痛》的时候，觉得我有三重身份在里头——聆听者、亲历者和倾诉者。

问：《阵痛》里三个女主人公的故事很悲情，您的小说虽然写得克制，但触及到刺痛的伤口时，您自己会流泪吗？

张翎：不太会。写到最震撼的时刻，我反而会很沉默。我总觉得情绪的最强烈宣泄方式不是呼喊和哭泣，而是欲哭无泪的沉默。

问：您如何看待女人的命运？《阵痛》里的女人虽然活得辛苦，但她们也非常幸福，因为她们都遇到了非常好的男人，在这方面您是理想主义者吗？

张翎：她们的确遇到了好男人，但是他们在关键时刻却无法成为女人可以紧紧抓住的那双手。女人不是男人的整个世界，男人的世界里另有内容。而女人在日复一日的反复体验中，也渐渐习惯了不再把男人当成自己的一整片天空。她们不见得幸福，但是她们内心宁静坚忍，因为她们已经接受了男人缺席的客观现实，不再为此做无谓的抗争。给她们带来隐忍和坚持下去的动力的，不是男人，而是孩子。无论是怎样天塌地陷撕心裂肺的乱世，只要孩子在，希望就在。她们是依赖希望而活的一群人。从这个意义来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

问：演员演戏经常入戏，很长时间出不来，您写小说是否也会“入戏”出不来？

张翎：美国作家诺曼·梅勒在去世前接受最后一次采访时说：“我的每一本书都在进一步蚕食我的生命。”他是在讲作家的创造性思维对于生命本身的损耗。我在写完一部小说的时候常常会陷入长短不一的低迷状态，仿佛生命的精髓被抽走了一部分，尤其是像《阵痛》、《余震》、《金山》这样的创痛性书写。所幸的是《阵痛》的结尾一章已经处在太平年月，最惨烈的疼痛已经在前面几章里发生过了，所以我能相对迅速地走出这本书留给我的“阴影”，没多久就进入了下一本书的构思。在两本书的低沉间隙里，我最常做的事就是行走和阅读，它们带给我的是一种逃脱现实世界的内心平静。

听力康复师的职业对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问：您曾经是注册听力康复师，现在还在做着这份工作吗？它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张翎：三年前我离开了听力康复师的职业，是为了能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旅行和采风。我当过十七年的职业听力康复医师，我的职业使得我对战乱疼痛这些话题，会有一些特殊的感受。我的病人中，有许多是从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战场上退役下来的士兵，还有一些是从战乱灾荒地区逃到北美来的难民。他们所经历的灾难，是我这样在和平年代里出生长大的人所无法想象的。战争、灾荒使他们失去了听力，也使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的生命体验极大地丰富了我作为作家的灵感，对我的写作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我这些年的一些作品，比如《余震》和《阵痛》，似乎都是和灾难、疼痛相关的。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部叫《向北方》的小说，其中的男主人公就是一位听力康复师，他在加拿大北极圈的印第安村落里，与一位聋儿和他的藏族母亲有过一段惊心动魄的生命交集。

问：您觉得您所学的专业和您的阅历，哪个对您的写作帮助更大？

张翎：我所学的专业（英美文学），给我打开了间接经验的大门，让我看到了我穷尽一生也无法一一亲身体验的他人的生活经历。而我的阅历给我打开了直接经验的大门，使我能够拥有他人的体验无法替代的经历。前者让人体验宽广，后者使人进入深邃，这两个维度是写作者缺一不可的，它们没有高下之分。

问：您现在还是不用英语写作吗，《金山》有英译本，是您自己翻译的吗？您认为英文创作和中文创作有什么不同吗？

张翎：《金山》的英译本由专门的汉学家翻译。尽管我接受过多年的英国文学教育，又在英语环境里生活了二十多年，英语依旧不是我的母语。在汉语的天地里，我可以用母语带给我的天生敏锐感觉捕捉文字间的细微差别，玩味遣词造句的淋漓尽致，而用英语我只能写一个时时刻刻需要考虑语法是否有误的通顺故事。语言是雕塑小说的工具，在使用过非常得心应手的雕凿工具之后，我很难再去适应一套仅仅是中规中矩的刀具。所以到今天我一直还没有屈从于用英文写作的诱惑。

在不被市场认同的状态下坚持写作尤其辛苦，需要精神和经济上有充分的储备

问：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让国内更多的读者知道了您，严歌苓也是因为多部作品被拍成影视剧而成了“明星作家”。不过这是否会影响到您的创作呢？比如，从易于影视剧改编的角度来入手？或者不自觉地去顺应观众的口味？

张翎：大众文化的电影为小众文化的小说做广告，把文学引入大众视野，应该是一件好事。可是文学创作和影视创作，就其本质而言，是两个隔行如隔山的不同领域。我在创作小说时从未考虑过影视改编，因为那是一个我完全外行的创作类别。至于观众的口味，在现今审美观如此多元化的社会里，作家是根本无法真正迎合的，因为一千个读者有一千种品位。所以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做我自己，按照本性写出最富有个人特色的文字。

问：您怎么看待自己的作品被拍成影视剧？

张翎：就是把我的孩子从娘家送到婆家，基本是这样的情况。

问：您会担任编剧亲自改编吗？

张翎：应该不会，我想可能一行干一行的事吧，我擅长的是写小说，我没写过剧本，这方面的能力没有得到过测试。而且人生的时间很有限，你只能找一件你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做，我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喜欢写小说。

问：对于那些喜欢小说创作的人，您有什么建议？

张翎：小说创作和诗歌创作不同，不一定需要青春的激情。在精力旺盛的年代里可以尝试广泛地阅读和旅行，这些经验可以使一个人的创作灵感充盈一生。写作是一件异常艰苦的差使，在不被市场认同的状态下坚持写作尤为辛苦，它需要一个人在精神力量上和经济上有充分的储备。不把写作作为职业也许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个挺不错的开始，从这个开端走出去，即使不是海阔天空，也不至于山穷水尽。把文学看成一种不受干扰的热爱，那就一定会从中找到快乐的补偿，无论会不会成功。

问：您认为写作需要精神和经济的充分储备。

张翎：吴尔芙就说：“女人要写作一定要有自己的房间和每年五百英镑的收入。”我的小说中女性都很坚韧勇敢，有牺牲精神，而经济上的独立，是我比较欣赏的当代女性的又一个特点。我很欣赏吴尔芙这句话，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我不评判别人。一个女性心智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独立，我比较赞赏这两样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