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不要对我期望太高 我很有压力

莫言：“骂”余华我是很高兴的

诺奖得主、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主任莫言担任本次驻校仪式的主持，他幽默风趣的讲话让与会嘉宾捧腹。

“数年前我曾经写了对联，上联叫‘苏童童中会’，下联是‘劳马马俊杰’，苏童没来，我们请劳马先生发言。”寥寥几句，幽默又不失雅致，在一片欢笑中，莫言引出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作家劳马的发言。

在劳马发言后，莫言打趣道：“当一个学校的领导不太难，但是当领导写小说挺难的，劳马先生给我们领导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写小说破坏纪律，学校的领导要强调纪律，不知道怎么劳马把二者统一在一起。劳马这个经验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在研讨会环节，莫言积极鼓励与会作家批评余华作品，他说，“我是有这个雅量的，因为骂余华我很高兴的，余华一点不会多想，我们当年对他说过很多尖酸刻薄的话，他也没往心里去，而且他不断地进步，这跟我们当时不断地讽刺他有关系。”

与会学者有人发言中说：“北师大完全是用诺奖候选人的标准去遴选驻校作家。”对此，莫言急忙提醒与会媒体，“报道的时候有选择的报，别说我们请来的是什么候选人，这个是不对的。我们请的都是优秀的作家，不能一下子全来，只好排着队。一个奖项对于作家来讲，尤其对作家的写作来讲，确实是无关紧要。”

陈晓明：“余华是个特别可爱的人”

参加本次座谈会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大多和余华颇多交往，在点评文学成就的同时，大都不无深情地回忆与余华交往中的趣闻轶事甚至糗事。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咋发言中如此评价余华，“我认为余华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陈晓明回忆说，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美好清晨，和余华共进早餐，讨论文学之际，余华特生气的把碗往桌子上一摔：“陈晓明，我原本以为你懂小说，从今天开始我不这么认为了，我要和你绝交！”但这种直白的表述，最终也没有影响两人的友谊。

而作家的友谊对于陈晓明来说，虽然表面上是好朋友，实际上暗地里是“敌人”，“他们都互相比着对方，想要超越对方。”

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陈福民对此深表赞同。他说有一次邀请余华去跟格非下棋，并且说“你和格非棋艺相当”，结果当天苏童超常发挥，把余华打败了。余华大声咆哮：“你这不是唬人吗！什么他妈的棋艺相当！这小子明明下的比我好！”

评论家王干也举了个小例子来证实了该观点。他说，有一次余华对王干说：“你们这些评论家都在干什么呀，苏童小说写得那么好，都没人写评论，你们要是不写，我就写了，题目我都想好了，就叫《苏童在1988》。”

余华则谈起他在北师大写作班读研的经历，“想到明天是3·15，心里有点忐忑不安，包括我在北师大拿的硕士学位，其实我知道里面有多少水份，几乎全是水，没有干的。莫言说是纯净水。”

他说：“那时候仗着童老师喜欢他，他就胡作非为。他在北师大拿到的硕士文凭全是水，没有干的。”余华自曝糗事，说九十年代初他在嘉兴文联一个内部刊物上班，要提他做副主编。提干之前需要政审，嘉兴文联给北师大来函，等了半年回信“查无此人”。余华幽怨的说：“这辈子唯一一次当官的机会没了，从此以后我再不敢在简历里面写北师大毕业。”

余华还“当众控诉”莫言曾在北师大的一次校友活动上建议把他从北师大校友录永远开除出去。“今天正式董奇校长当着大家的面正式承认我是北师大校友，童庆炳老师把我的硕士论文作为‘真正的证据’拿出来了，铁证如山，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要在我的简历里边写我是北师大的硕士。”

孟繁华：余华没拿奖，各位批评家该好好做下检讨

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余华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无论他的短篇《十八岁出门远行》《鲜血梅花》还是长篇《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都蜚声文坛，享誉国际。但余华既没有得过茅盾文学奖也没有拿过鲁迅文学奖，更没有跻身体制内。

评论家孟繁华对此的理解是：“其实拿到茅盾奖的作家又有几个被人长期记住了呢？”孟繁华认为，余华的国际认可度高于国内认可度，而国际上的高度赞誉是对余华更好的认可。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院白烨也极其欣赏余华的写作才华，他认为“余华是写小人物的圣手”，无论是《活着》中的福贵，还是《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余华将这些小人物写的很生动，并且将小人物和大历史很好的衔接起来，实现了现实与荒诞的成功对接。

对于余华没有得到国内重量级的文学奖项一事，白烨认为，余华不断突破自身的写作态度造成他与众多奖项擦肩而过。

他说：“我早期非常喜欢余华的长篇《在细雨中呼喊》，后来他写了《活着》，在我开始喜欢《活着》的时候，他又写了《兄弟》，他这种不断变化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他最直接的问题是影响了人们认识他的过程。当人们开始习惯他的时候他又变了，所以我觉得他总是与很多重要奖项擦肩而过与这个有一定关系。”

不要总挂先锋文学的牌号，牌号换来换去都一样

在本次研讨会上，几位批评家就先锋文学的定义展开了一次激烈的争论。

陈晓明认为：“先锋文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先锋指八十年代中后期、九十年代初的作家群体，包括莫言、马原、残雪、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我们把他们称之为先锋文学，这是狭义的先锋文学。另外，广义的先锋派，像莫言、贾平凹、刘震云、阎连科也是先锋派，甚至他们是新世纪的先锋派。只要在文学的形式变异和思想挑战性方面作出一种探索，它就具有先锋性。”

而评论家王干认为：“不能把文学上所有的创新、变化、变异都叫先锋派。实际上任何文学都处于创新、变化、变异的过程，我们今天讲的先锋文学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空间的产物。”

张清华：余华创造了一种极简的写作范式

对于余华的小说，评论家张柠与大众想法相反，他认为《兄弟》下半部和《第七天》有独到之处，是优秀作品。而他认为余华余华在创作写感情这方面非常强，从《活着》一直到《许三观卖血记》一贯如此。比如《第七天》中兄弟和父子情感的非常感人。当然余华的爱情故事写的比较狗血。

批评家张清华认为，余华创造了一种极简的写作范式，是运用减法最好的作家。张清华强调，“一个作家可能很复杂，但是他也应该有很简单的一面，能够让不同层次的读者接近他，在这方面余华是一个代表。”

同时张清华还提醒余华，“当先锋这套文学想象的标准、能力变成一种普及性的东西时，就要警惕它有可能跟中产阶级趣味合流了。”而这一观点是丹尼尔·贝尔在五十年代提出的关于中产阶级写作的问题，这是先锋派最后的通病。

余华：个人嗜好不一定是真理

在研讨会的最后，余华做了总结发言，面对与会作家和评论家对他自己褒奖和批评。余华回应：“不要对我期望太高，我很有压力”。

他说，在2007年出版《兄弟》时很多人不喜欢这个作品，为此复旦大学为余华开了一个研讨会。那天出席会议的人本来分两派，可是喜欢他的那一派刚好都会开了，结果这剩下了不喜欢他的人，这样让他“很有压力”。

余华还坦言，今后的自己不能太自以为是了。因为他儿子有次从欧洲回来，说他不喜欢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原因在于“凭什么用妓女的生命来换学生的生命？”，妓女的命难道就比学生贱？

余华的儿子提到，曾看到张艺谋采访，拍到妓女们代替学生的时候，他自己觉得特别感动。因此他警告余华“张艺谋把自己的个人嗜好当成真理了，你也差不多到这个年龄了”。

这件事促使余华反思，张艺谋在拍这部片子的时候把个人的情感嗜好当成真理，也许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种问题。

“我想说的是——这句话也许庸俗。”余华说，如同罗素所言，希望今后不放弃对真理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