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文学并没有冷下来 它一直都很热

得奖后的莫言，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他的下一部作品将以怎样的面貌呈现？他又是怎样理解文学对于人生的意义的？

一个作家如果不从人性的维度来书写人生，那是对人生价值的漠视

人是基本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归宿。

作家要勇于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

问：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您这次参加政协会议，带来了什么提案？

莫言：是关于提高独生子女家庭和失独家庭待遇问题的。

问：这个话题对您来说似乎有点“跨界”，为什么会关注这样的社会问题？

莫言：我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两年了，大多数文艺界委员的提案和发言都和文艺有关，我觉得没有必要再重复别人已经提过的问题。很多人都向我反映过独生子女家庭和失独家庭面临的保障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个别的，也不是偶然的，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这个问题也不只我一个人在提，我的作用主要就是来吆喝一下，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关注。

问：您对独生子女家庭的这份关注，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您写的计划生育题材的小说《蛙》，这份提案和您的创作有关吗？

莫言：这份提案的依据之一，就是我在文学创作调研时掌握的一些材料。写《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曾经对独生子女家庭和失独家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走访，对这个问题确实比较熟悉。

问：您曾经说过，在您的长篇作品里，《蛙》是一部比较特殊的小说，它的“特殊”是因为其所涉及的题材吗？

莫言：《蛙》的结构、塑造的人物，以及所要表达的一些想法，在我的作品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是我特意要写计划生育这个敏感题材，而是因为小说里有一个最重要的主人公——姑姑。她是村里的妇产科医生，我就是由姑姑接生的，所以我总想着有一天把姑姑写到我的小说里，于是就用我的方式来塑造我想写的人，并且表现人在那个非常特殊的环境下的一些心理变化。

问：您的创作一直把“人”看得很重，就像您在《蛙》的后记中写道，“文学的精魂还是要关注人的问题，关注人的痛苦、人的命运”。

莫言：关注社会现实以及现实中的人，这是任何一个作家都必须坚持的立场和出发点。我们的前辈作家说过，文学归根结底是人学。无论什么时代的作家，都应该从人的角度、人的立场，来体验、研究人的情感和命运，这样才能写出深入灵魂、打动人心的作品。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人是基本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归宿。

一个作家要勇于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如果不从人性维度来书写人生，那是对人生价值的漠视。也只有真正关注人的问题、人的命运，文学作品才能具有普遍意义，超越民族、地域、阶层的限制，成为让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人都能够接受的作品。

得奖只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像过眼云烟一样飘过去

我知道许多人都对我抱有期待；但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读者对我的期待。

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有任何压力，因为压力越大越容易失态，越想写好也许就越写不好。

问：您目前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还在继续创作吗？

莫言：全国“两会”结束后，我会尽快找个地方，封闭起来写一点东西。现在的事情太多，国外的、国内的演讲邀请也很多，真是顾不过来。如果每个邀请我都答应的话，可能每天都在飞机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希望大家能理解我。如果我拒绝了邀请，希望大家不要有什么想法。

对一个作家来讲，如果不能写作，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知道许多人都对我抱有期待；但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读者对我的期待。

问：您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自称是“讲故事的人”，您的下一个故事会是怎样的？

莫言：我现在正在构思的作品有好几个，动笔写的只有一部话剧。我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之间有过一个口头的承诺，我答应会给他们写一个话剧剧本。这个剧本的灵感来自一个小伙子，他开车拉过我，他给我讲了他养爬行动物的故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启发了我写话剧的想法，争取今年把它完成。

问：为什么不继续写小说，而要写话剧？

莫言：写话剧是我写小说之外的爱好，这不是我第一次写话剧，以前写过几部，感觉很上瘾。

我觉得写话剧是对作家的一种考验，西方小说用意识流、用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我们中国的古典小说则擅长用白描的手法，通过对话和行动把人物的内心表现出来，这是一个高招，是西方小说大多不具备的一点。话剧也是这样，它通过对话来塑造人物，人物在舞台上说了很多话，但是更重要的是没有说出来的话——潜台词，比如顾左右而言他、指桑骂槐、说白道黑。掌握这种技巧特别难得，所以写话剧对小说家是一种很好的语言训练。

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再进行创作，会比以前更有压力吗？

莫言：潜意识里会有吧；但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有任何压力，因为压力越大越容易失态，越想写好也许就越写不好，只有完全放松自己，才有可能发挥出状态。

我也一直告诉自己，得奖只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像过眼云烟一样飘过去。今后的创作、今后的道路才是实实在在、需要一步步走好的。

在我还不识字的时候，在我还不知道文学为何物的时候，蒲松龄就影响了我

在文学面前，我们就是两个普通的作家，我们聊天时都忘掉了对方得过什么奖，那只是外在符号。

文学并非没有标准，一代一代读者的肯定就是标准。

问：听说您上个月参加了“百位中国学者”访问土耳其的活动，又和您的老朋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先生见了面。

莫言：是的，我们在他的书房里聊了一会儿。

问：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话，主要聊些什么呢？

莫言：聊得最多的还是文学，目前中国作品翻译成土耳其文的还比较少，土耳其作品翻译成中文的也很少。在文化交流中，文学交流是重要的构成部分，而在文学交流中，翻译又是很重要的媒介。我在和土耳其文化部长交谈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观点，希望他们将来能重视两国文学作品的互译。

问：您上次和帕慕克先生见面是2008年他来中国访问，这次见面，您的心情有什么不同？

莫言：那次我们一起吃了顿晚饭，就他的作品做了一个简单的交流。不过那时候他还没读过我的小说，我倒是读过他的不少作品。

说到心情，其实也没什么变化。上次见面时，他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作家；但我当时也没感觉比他低。这次见面时，他拿出了我的小说让我给他签名。

问：是哪一本？

莫言：《红高粱家族》。我只有这本小说被翻译成土耳其文。其实在文学面前，我们就是两个普通的作家，我们聊天时都忘掉了对方得过什么奖，那只是外在符号。

问：在您的阅读经验中，哪些作家的作品对您产生过影响？

莫言：这太多啦，许多经典作家的作品我都喜欢读，比如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还包括莫泊桑、海明威、屠格涅夫等等。我们这代人的阅读经验可能都差不多。

我感觉那些已经在世界文学史上有定论的作品，都是值得读的。经过一代一代读者的阅读，它们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一本书几百年来还不断有人读，这本书就经过了时间的检验。文学并非没有标准，一代一代读者的肯定就是标准。

问：您的老乡、知名作家马瑞芳曾经评价说，莫言的成功在于“向经典致敬”。

莫言：经典作品对我的影响确实很深。除了西方作品，中国的经典，比如《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等，我也都很爱读。在中国作家中，蒲松龄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为什么要特别讲一讲蒲松龄呢？第一，蒲松龄的故乡离我的家乡山东高密很近；第二，他所使用的写作素材，跟我所掌握的素材十分类似。蒲松龄写《聊斋》时听过的故事，一直流传到现在，我小时候都听过。我甚至产生过疑问，到底是蒲松龄写的故事在先呢，还是民间故事在先？是我们的乡村知识分子在读了蒲松龄的《聊斋》之后，再把小说中的故事复述出来，还是蒲松龄讲的故事先前就有？

后来我想，这两种情况可能都有，因为蒲松龄不可能把民间故事原封不动地都搬到小说里，总要经过他的加工、改造、提高，加上他自己的艺术想象才最终变成我们读到的小说。

问：有人评价，您的作品更多地是受到了拉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

莫言：我从来没有否认过魔幻现实主义对我的影响；但是我也想特别强调早在马尔克斯影响我之前，蒲松龄就影响了我。在我还不识字的时候，在我不知道文学为何物的时候，我的爷爷奶奶、我的父老乡亲们就已经用口中的故事影响了我。

我的低调不是伪装的，而是发自内心的。你让我狂，我也狂不起来

父亲对我说：“以前我和村里人是平起平坐的，现在你得奖了，我反而得更谦卑了，觉得我要比他们矮一头。”

大家的热情都是出于对我的关爱，对此，我只有感谢的份。

问：自从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公众对您的关注度一直不减，“莫言买房”、“莫言参加‘两会’”，只要是您的新闻都挺“热”。而您在面对记者们的追问时，似乎一贯低调，经常是一笑置之，并不多言。为什么？

莫言：我觉得我做的很多事情其实都不值得报道，对于那些已经报道的，我表示感谢。我想大家的热情都是出于对我的关爱吧，对此，我只有感谢的份。遇到读者要跟我合影，要我给他签名，我能签的，都会签。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充满善意的，故意来抹黑的人几乎没有。善念还是这个社会上最主要的精神。

问：帕慕克曾经说过，“获得成功后，还是要成为普通人”。距离您获奖有一年半的时间了，您觉得自己回归普通人的状态了吗？

莫言：得奖的时候，我也没感觉我不是一个普通人。我觉得没有必要沾沾自喜、洋洋得意，从此就高人一等。我依然匍匐在文学面前，匍匐在伟大的劳动者面前，非常谦虚地向他们学习。和各行各业的精英比起来，我需要学习的还太多。

问：您刚刚用了一个十分谦卑的词——匍匐。

莫言：这样说好像显得我挺不诚实的；但我就是这么个人，我的低调不是伪装的，而是发自内心的。你让我狂，我也狂不起来，因为我没有狂的资格。诺贝尔文学奖让我一下子成为众人注意的焦点；但是从我内心来讲，没什么变化，反而更加提醒我一定要谨慎。

得奖以后，我回老家看我父亲。他在全家人面前对我说，“以前，我觉得我和村里的人是平起平坐的，现在你得了诺贝尔奖，我反而得更谦卑了，甚至觉得我要比他们矮一头。”我和父亲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文学并没有冷下来，它一直都很热

不要以为只有捧着一本书才是阅读，只有握着笔才叫写作。

很多事物都在变化更替；但文学依然还在，并将继续对世界产生影响。

问：您曾经说希望“莫言热”能尽快转变成“文学热”，现在莫言还是挺热；但文学似乎并没有那么热。

莫言：“莫言热”比起前一段时间已经降温很多了吧。如果说最近又有些热，那也是因为我上全国“两会”的关系。

我倒觉得文学始终没有冷下来。你看看现在地铁里，无论在多么挤的情况下，都有人拿着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在阅读，我想这其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人都在读网络文学。所以我们要改变一个观念，不要以为只有捧着一本书才是阅读，拿着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同样是在阅读，只是阅读的工具和方式发生了变化。

写作也是一样，不要觉得只有握着笔才叫写作，用键盘打字也是在写作。从这个角度来讲，文学并没有冷下来，它一直都很热。

问：有人说文学的价值在于研究人的灵魂，在这个很多人都在追逐新事物、追逐利益的时代，您觉得文学对于人们还有哪些意义？

莫言：我认为对文学的作用，不要估计过高。期望用一部小说、一首诗歌、一部戏剧就改变社会现实，这样的期望值太高了。文学是通过艺术、审美的方式，慢慢地，像春雨润物一样发生作用。期望过高，希望文学能改变社会，就会增加作家太多的负担；但也不要把文学贬得什么都不是，好像文学就是写着玩，也不是这样。

问：您怎么理解文学与人的关系？是可有可无，还是不可或缺？

莫言：文学与人的关系，就像头发与人的关系。如果满头黑发当然很好，如果像我这样头发很少，也还照样活着；但一个人去世以后，埋在地下，过了多少年被人挖出来，你会发现他的血肉都化为泥土，可是头发可能还依然存在。

社会上的很多事物都在不断变化，不断更替，但是文学依然还在，并将继续对世界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