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素：孙中山先生在台湾

四十年祖国未竟事业，舍我辈其谁分担！

这是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一群北大的台湾学生吊唁他的挽联。

当时，即便在日本高压统治下，台湾文化协会在孙中山过世后不久，还特地在台北举办一场追悼会，聚集5千人冒雨参加追思；现场日本殖民政府禁唱悼歌、不准演讲，连名作家张我军准备的吊词也不得朗诵，就是畏惧孙中山的影响力在民间发酵。

对比前几天，台独人士在台南汤德章纪念公园拖倒孙中山铜像的火爆场面，还在铜像背面喷漆写着“中华民国滚蛋”，正面喷上“国民党下台”，引发台湾蓝营群情激愤，连马英九都忍不住出面谴责此举为蛮横的暴力行为。时光荏苒，同一个孙中山，同样在台湾，差别遭遇之大，实在难以想像。

其实，孙中山与台湾的因缘还颇为密切，他之所以组成兴中会，投身革命，与甲午战败，清廷积弱、割让台湾有着直接关系，“弃台民即散天下”，更是他重要的观点。至于他在海外奔走时期，则受到颇多日本友人相助革命，是以多次来台，企图把把此地发展成可以支援革命事业金脉与人脉的根据地。只是随中国政治情势变迁，及殖民政权在台湾统治需要，日本政府对他的态度越趋冷淡，顾忌更深，更严格限制孙中山与其支持者在台活动。

早在兴中会时期，孙的挚友陈少白就曾到台发展组织并寻求金援。包括杨心如、吴文秀等大稻埕茶商行会的鼎力相助，让兴中会台湾分会顺利在1897年成立，也为孙中山首度渡海来台打好基础。1900年9月28日，趁庚子拳乱，孙中山入境香港遭拒后，随即化名吴仲，从神户经马关搭船来台，筹划在惠州的第二次起义。

当时台湾殖民政府对革命抱持暗助态度，甚至打算趁乱出兵，在中国境内发展势力；因此孙中山抵台后，不但下榻政商两栖的台湾大贾李春生私宅，更在离台湾总督厅舍仅一步之遥的新起町，也就是今日西门町长沙街靠近中华路一带设置指挥所，甚至与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及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当面会晤，也透过后藤“许以起事之后，可以相助”，“允为后援”的承诺；因此惠州起义也改为先占领沿海一带发展，等待孙中山由台湾设法潜渡内地，取得武器支援后，再行攻取省城。

只是随着日本新上台的伊藤博文内阁严令台湾殖民政权不可介入中国事务，禁止台湾总督与中国革命党接洽，又禁止武器出口；孙中山虽曾一度自台北寄信给日本友人犬养毅，请他劝说日本政府援助未果，加上军械接济落空，惠州起义失败，孙中山只好搭乘横滨轮赴日，结束42天在台停留。

孙中山第二次来台则要等到国民党因不满袁世凯破坏共和，发动二次革命却遭惨败之际，偕同胡汉民等人离开上海，化名汪国权，于1913年8月2日经福州搭船到台湾，下榻台北御成町的梅屋敷，秘密停留约一周。

梅屋敷是间历史悠久的旅社，面积约四五十坪，为长方形黑瓦日式木造建物，屋外植有矮梅林并兼作餐厅，主人大和宗吉也是孙中山的支持者。因在台停留时间短促，孙没有见太多人，仅与兴中会同志杨心如、同盟会同志翁俊明等台籍精英短暂会晤，稍后并游览赤崁楼、日月潭等地，再搭船转往日本神户。倒是在台北，士绅廖进平大方地筹募六万元作为革命经费，身无长物的孙中山便将随身携带的威士忌酒作为回礼，成为一段佳话。但毕生为孙中山与三民主义信徒的廖进平，最后竟在2·28事件遭国民党逮捕后，从此不知所终。

孙中山此次来台虽有台湾总督派日人、宪兵随行，但警戒森严，禁止大规模宣传行止，更不复当年台湾报刊曾大幅报导孙中山革命构想与行动的礼遇。关键在于，缔造民国之后，孙中山对知识分子号召力不可同日而语，因此除了大批台籍精英出钱出力支援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包括罗福星等革命党人，更逐渐以民族主义为核心发展出抗日组织，深为殖民政府所忌。

因此日本一方面透过孙的日籍友人劝说，“台湾反日活动仍烈”，“损伤本邦国力不少”，如孙中山能协助安抚，日本也才会给予更多帮助。日本政府内部更密令台湾总督府“孙逸仙之任何行动，请即监视并干预。凡本邦人对之给予支持者，应视同妨碍外交事务，严格取缔”，显见其戒心。事实上，孙中山离台后同年12月，罗福星即因苗栗抗日事件遭捕，隔年3月被判绞刑而牺牲，株连者一千两百多人。

1918年，袁世凯病死，军阀割据，力倡护法的孙中山又遭桂系与政学会排挤，辞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再度与胡汉民、戴季陶搭乘日籍商轮离开广东，于六月初经汕头到台湾基隆港，企图登岸并与台籍人士接触。这是他第三度来台，但日本殖民政府已不假辞色，限制孙中山登岸或会面、演说，最后仅派员到船中招待，隔日下午，孙中山即改乘“信浓丸”前往日本神户。此后，再也未踏足宝岛。

当然，今日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应该了解到，在上个世纪初，即使推翻满清后，少年中国仍受困于列强分裂的次殖民地威胁，不平等条约束缚，乃至于国家积弱阴影当中，因此即便梁启超也只能向求教于他的台籍精英表达，中国短期内绝无能力救援台湾的抗日者与不平等的殖民待遇，才建议改采“非武装抗日运动”，“厚结日本中央显要，以牵制台湾总督府对台人之苛政”。

因为缔造民主共和，恢复中华的努力，让孙中山成为台湾精英长期致力追寻的标的；在他过世后，其象征意义依旧成为吸引诸多台籍精英投入抗日行列。但即便孙中山无疑也默认台湾已成为割让给外国的“外国领土”，极少碰触这个禁忌，或空谈收回台湾等构想。就孙中山而言，台湾系做为革命可能的海外据点；他能声援台湾的地方，充其量如戴传贤所言，系主张先要废除日本和中国缔结一切不平等条约，并使台湾和高丽获得最低限度自治。颇雷同于梁启超，孙中山虽“希望中国完全独立”，但仍认为当时台湾革命运动应首重“设置议会及自治政府”。

听来有些怠惰、消极，不似他创建共和、推动联俄容共的热血，但事实便是如此，国家弱，什么都是空话。《马关条约》写得清清楚楚，台澎系“永远让与日本”，这正如梁任公所陈，台湾“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正因国家孱弱的历史悲剧，中国、台湾地区与日本的历史情结与幽灵，从此反覆纠缠在这块土地上。

或拆或改建，如今，孙中山留在台湾的历史足迹，仅剩下二次来台时停留的梅屋敷一处。但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即将梅屋敷改为“国父史迹纪念馆”，内部陈设虽保留孙中山当年驻跸时样貌，正门匾额则由蒋介石手书“博爱”二字。更因配合台北市区铁路地下化，于1980年代往北移50公尺到中山北路现址上重建，馆外庭园也改为十足的中国风味。

又如树立在台北中山堂外右侧、连基座高达10公尺的孙中山铜像。这是台湾第一座由政府委托的公共艺术创作，也是全台第一件由台湾艺术家塑造的孙中山雕像。铜像所在处，是当年日本政府为纪念战死台湾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所立纪念碑位置；踏在孙中山脚下的七公尺高基座，则是将位于西门町的台湾总督府第四任民政长官祝辰巳纪念塑像销毁后，余下基座石材迁移而来。

就连雕像背后的中山堂，也曾是清代巡抚衙门；日据时期被殖民政府移作台湾总督办公厅舍，并为纪念裕仁天皇改建成公会堂；光复后，则是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地点，更是台湾最高政权机关－国民大会定期开会的办公厅舍。

是以历史的印记，始终牢牢铭刻在载体之上，也在集体记忆中静静地沉淀，从不曾被轻易遗忘。正如同我们不该遗忘，之所以有这尊铜像，也是在1946年光复之初，全岛热烈欢迎回归祖国，台湾士绅为怀念孙中山而作。当时，台湾没有任何大型铜像创作经验的艺术家，还是由知名画家陈澄波推荐他在日本留学的女婿、青年雕塑家蒲添生接下这份工作，以表达对孙中山的崇敬。

没想到雕像尚未完工，对祖国充满期待的陈澄波即死于2·28；蒲添生创作无人闻问，政府承诺20万台币创作费又在一夕间因新台币改制，变成仅值5元，让他倾家荡产；最后靠着民众募款，才在1949年由陈诚为这尊命运多舛的铜像风光揭幕。

谁也没想到，爱国的代价，竟如此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