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政治是文学大餐中的一碟小菜

阎连科：萨拉马戈曾成为我的绊脚石

当天的活动中，阎连科、止庵、任晓雯三位作家学者畅谈对萨拉马戈及其作品的理解。15年前，阎连科第一次读到《失明症漫记》，当时他忘记了作者、译者的名字，但至今记得小说里寓意深刻的细节，“比如城市里失明的女人遭到强奸时，医生妻子所说的。她说‘最糟糕的事情不是他们来强奸我们，是他们来强奸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有快感。’我当时看到这句话时，无比震撼。”

阎连科在看这部作品时，常常把它跟加缪的《鼠疫》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进行对比。他觉得这三部作品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失明症漫记》带来的震撼更大。“《失明症漫记》有那么丰沛的情感，故事是简单单纯的，但无数细节却让你一生都无法忘记。它对人性、对人情感的挖掘是那两部小说不可比拟的。”

“一个伟大的作家，永远会成为其他作家前进路上的绊脚石”。阎连科透露，他曾想写一部以一个特殊“失明人”为原型的小说，“我们村里那个孩子得了一种变异症，他每天晚上可以看很远，但到白天就看不到。我也想过这是写小说多么好的视角，他看到的全部是黑暗中的东西，而光明中他什么都看不到。”但看过《失明症漫记》后，阎连科至今无法下笔，他觉得怎么写都无法超过萨拉马戈。

阎连科：政治是文学大餐中的一碟小菜

出版方还推出了《失明症漫记》的姊妹篇《复明症漫记》，这是该书首度推出中文版。相比之下，《复明症漫记》对政治的隐喻更加明显，美国的《纽约观察家》评价它为“一部彻底、冷酷又精确的政治寓言”。

阎连科认为，《复明症漫记》给中国文学带来另外一种思考，“你忽然觉得再也没有一本书对民主、对自由、对政治如此地直接介入。中国作家往往会逃避政治、权力、民主与自由等字眼，甚至我们会觉得谈论、写作这些都是不够文学的。但《复明症漫记》告诉我们，一个作家的能力、文学性在于你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胆量去面对政治和把握政治。你有没有能力写到文学高于政治、大于政治。写作没有题材好坏高低之分，最终要看你能把它写得多高，写到什么境界。”

在阎连科看来，中国作家恰恰在这一点上有不成文的共识，每个作家面对政治时都认为那就不是文学，“《复明症漫记》再次告诉我们，政治也是文学这盘大餐中的小菜一碟，你能否把它做成好菜，这也是一个作家的能力。我们中国作家，今天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止庵：用失明关照人类最初状态

书评人止庵认为，在作品中，萨拉马戈用失明把人类退回到最原初的时候。在这座失明城市里，有的人成了强奸犯，有的人为了活命像野蛮人一样生吃活鸡。止庵说：“这本书就是讲，人失明了，他被打到禽兽的位置，他怎么样保持自己的人性，他怎么重新把自己身上的人性焕发出来。”

止庵把这本书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相比较，“这本书的命题比《百年孤独》还要大，马尔克斯面对的是拉丁美洲几百年的大陆，而这本书面对的是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他重新演绎了一遍。但是萨拉马戈用的是我们现在实际生活里的细节，这是种寓言式的写作。”

任晓雯：医生的妻子代表了理性

青年作家任晓雯认为，一般的寓言小说大多采用虚构的时空概念，比如会把人放在一个孤岛上，但《失明症漫记》却把故事的地点放在了城市中，“小说中很多的场景和细节都似曾相识，这使我们有一种带入感。”

任晓雯称她之前一直在想：为什么作家一定要安排一个看得见的人(即医生的妻子)在里面？“我觉得医生的妻子代表了理性。视觉是我们整个文明的基础，没有视觉，人们无法沟通交流。萨拉马戈也说过，人应该有理性的行动，如果每个人都按照理性来行动，我们就永远不会挨饿，事实是人不可能完全理性。”在任晓雯看来，医生的妻子代表了理性，而失明的人代表了人本身存在的非理性的东西，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

萨拉马戈及其作品

若泽·萨拉马戈生于1922年，是惟一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葡萄牙作家，也是华语圈影响最大的葡萄牙作家，其代表作品《失明症漫记》《修道院纪事》等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

1995年出版的《失明症漫记》，使萨拉马戈摘得了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他在小说中将人性的善与恶、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人类面临的危机挑战、文明底线等问题展现得淋漓尽致。《复明症漫记》是其姊妹篇，讲述了得了失明瘟疫的那所城市四年后，发生的一场新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