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道轻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治

关于“道”的说法，便是一例。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是一个最高范畴。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作为“天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管子也说：“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道生天地”，还说：“闻一物以贯万物，谓之知道”……总之，尽管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道是不能用我们通常的语言来描述的，但仍可看出，他们所说的“道”有点象是包罗万象的统一性，是先天地之生的万物本原，或一切事物永恒规律的代表。孔子和儒家很少讲这样的“天道”，却并不否认“天道”，他们主要讲伦理政治哲学，是将其落实为“人道”——人世的最高原则、治国的根本原则。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与“道”相对的是“器”，指各种派生的、有形的或具体的事物。关于“道”与“器”的关系，我国近代学者郑观应的解释比较有代表性：所谓“道”，即“形而上者”，是万物与人性之本原，是治理国事之本；作为一种学问，“道”是“一语已足包性命之原，而通天人之故”的原理之学。所谓“器”，即“形而下者”，是万物，是有利于物质发明和实际生活之末；作为学问，指“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等“后天形器之学”。

郑观应主张“道本器末”，即：道是根本，其他一切是道的外在表现，器是从生、从属的东西。这一观点代表了传统观念。既然道是“本”，器是“末”，那么在追求根本、注重高远的人看来，就应该重本轻末、重道轻器。这是自老子、孔子以来的一个传统。在人生原则方面，孔子早就明确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讲究“安贫乐道”、“孔颜乐处”，即使处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知”的境地，也不改其志。积极地理解它的意义，在于强调求道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朝闻道，夕死可矣。”多少年来，也正是这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真理而献身。

关于道和器的关系，重道轻器者们很强调要“以道御器”，——要让器服从于道，服务于道。“庖丁解牛”这个十分著名的比喻，表达了他们对道本器末的理解。这一比喻力求告诉人们：“以神喻、不以目视”（用心从精神上把握，不靠用眼睛去看）的“道”，是比技艺（“器”）更高明的境界。就是说，掌握了大道的人，天机藏于内心，善于精细地体察安危，能够高屋建瓴，可以凭借“运用之妙”，平静地顺应吉凶，达到目的。这显然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状态，一种极高的水平、极高的境界。

但是，一种高妙的理想不等于高超的现实。有的中国人如近代学者王韬，在比较中西文化时认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完全是一种想当然的、一厢情愿的判断。事实上，按照“重道轻器”的原则并未能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在“道”上有更大的作为。这是因为，一方面，它难以深入现实，难以被后人实行；另一方面它也没有使对道的探究有新的突破，比如没有使中国后来产生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影响世界的伟大之“道”，反而不得不面对后来中国思想文化的落伍。

将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际对照起来观察，我们不能不注意“重道轻器”原则的内在缺陷和历史局限性：

第一，它把“道”与“器”割裂开来，只看到道高于器、统率器的一面，没有看到道寓于器、依赖于器的一面；只强调要重道，却没有反思道从何来；只讲要“以道御器”，却不懂得具体的道也要生于器、受器的实际效果检验；等等。这样就难免产生很大的片面性。例如，由于重道轻器，又把道仅仅理解为“大道理”和道德原则，似乎只有搞政治、讲道德才是重道，而关心经济、研究科学技术等都与道无关。因而导致了轻视科学技术、生产创新等，甚至说技艺是“小人”的事业，为君子所不齿，视之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礼记·王制》说：“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古代民间甚至流传着这样的歇后语：“教儿习技艺之事──没见识。”受这种观念的影响，科学技术研究在中国长期没有得到统治者应有的鼓励和重视，特别是自近代以来，根本就没有产生我国的现代科学、实验科学。这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第二，它所承认的思想境界，至多表现了少数“君子”们的兴趣和志向，而且只有更少数如“庖丁”那样修养极高、能够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人，才能达到其境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要求则太高、太难。将这些作为社会的理想和原则时，往往意味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关心广大人民百姓的疾苦，更不尊重实践的现实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境界，为后来的统治者以求“道”为名牺牲人们的现实利益，甚至“以理杀人”提供了口实。

第三，它所体现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主观先验的思维方式：对“道”的研究和阐述不注重科学的论证，因此也不利于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对“道”的实践和贯彻，只讲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即过分依赖于人们的个人能力和智谋，不重视将其变成社会的普遍精神、方法、规则、程序、法制等。所以它在社会生活中，也只是支持“人治”而非“法治”的理论。尽管孔子认为应该“是人宏道，非道宏人”，但实际的结果却总是相反，“认人不认（道）理”、“重成事不重立规矩”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风尚，这不能不说是观念本身的缺陷所致。

毫无疑问，“重道”本身是非常重要的。道是指根本道理、方向、道路、原则等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当然就要犯大错误，出大问题，吃大亏。所以做事必须重道，对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轻率。但是，道本身不是先验的、一成不变的简单公式和绝对教条，对于我们说来，唯一正确的根本之道，是科学的真理体系和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原则，它们是要在实践中把握，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的。忘记了这一点，也就违背了最根本之道——实事求是。

从历史上看，当“重道”原则被加以抽象片面的理解，并且被绝对化了的时候，往往比只知“重器”，即只从眼前现实出发、目光有些短浅但脚踏实地的思想境界还能够造成更大的危害。我国“文革”时期“左”的表现，把这一点发挥得最为充分：它不仅把高度政治化、道德化的“道”片面地当作唯一的“道”，用以排斥经济、生产、科学、技术、业务等等国计民生之道，而且对政治、道德之“道”本身，也采取了非常不负责任的实用主义态度，只求服务于一时的斗争需要，却缺乏科学、认真、细致的研究和建设，任凭少数人随心所欲地解释，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道也屡受践踏，结果是国家“道器两伤”。这种深刻的历史教训很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