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儒,专经,复古的道统,由来已久,也许一些人去“之乎者也”还可以,但全民族去推广四书五经,简直是和时代开玩笑。
“生也有涯,知也无涯”。这是古代读书人的共同感慨。那么,如今我们已经来到一个信息超载、知识爆炸的时代,再加上个人时间有限,阅读习惯的改变,大家也更注重经世致用之学,语文的选择进一步缩小了阅读的取舍和范围,有用的才读才学,是大家的共同心态。
最近,香港有人高调提出:“民族复兴即是文化复兴”的看法。重点是发掘、发展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新经学”。其中香港某时事月刊主编竟然看出:中国大陆已经把它们扫地出门,反而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东南亚国家,对它们奉若至宝,“欣然取之享之用之”。
是不是这样?也很难说,去肉存骨,以致全文形销骨立,其他可想而知,不想也知。
书海茫茫,三坟五典,中文世界里,五千年来的书籍之多,的确令人望之无法呼吸。汉代的五经,唐代的九经,宋代有的四书五经,这还不包括历史、地理、宗教和民俗方面的书。这样庞然的群书大阵,足以吓坏老师和学生、大人和小孩。批评最厉害的是台湾文化批判教主李敖,他曾把自己读经心得,逐本点线引爆,写成一本厚厚的《要把金针度与人》,火力强大,绝不量化手软。
那么,要如何皓首穷经?中国也来到,在汗牛充栋的经史子集面前,束手无策的时刻,要不要加磅或减肥?目前成为商讨话题。
过去的论点已分成两路:一路认为应该读经书读古书;另一路则持反对看法。甚至有人认为:只有古文古书可以发聋振聩,拯救当前日益败坏的世道民心。如果后者所言属实,是要赶快行动。问题是,可不可行?(要给十个问号)。
回顾前人说法。最早主张读经的是民国时代的章士钊,他是教育总长,他位高权重,一言九鼎,满脑子“复旧反新”思想,何人敢于不从。从的结果是,“之乎者也”,成为显学。
据有人研究,他不但主张读经,还以文言文为主体,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崛起。简直是为时代大开倒车。
在他看来,白话文是胡闹,也是历史的反动。言论见于《评新文化运动》、《记章行严先生演词》等文章中。在他看来,只有旧学可以开拓新的思维出路。
被他打压、逼害的新文学运动健将中,有很多人“出面应战”,其中就有著名的“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
作为反对读古书的“炮手”,鲁迅写了许多发人深省的“炮火文”。有兴趣的人,可以到《华盖集》与《华盖集续编》中去了解当年的“战情”。
如今有人评论,章鲁之争,是平民知识分子与官僚阶层的一次交锋。也揭露了“正人君子”和满口仁义道德者的伪善真貌。
周氏兄弟的“读古”经历,也值得一提。据研究,鲁迅曾说:“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似乎和我很不相干”。(《坟·写在〈坟〉后面》)。周作人13岁时就读完《论语》《孟子》《诗经》《易经》《书经》的部分文章,结果是:“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谈虎集·我学国文的经验》)。80多年前的1922年,还有南开学生在《岂只复古的南开学校》文章中振臂高呼,表达他对课堂读经的愤怒呐喊。
也有人认为,经学作为传统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当然有其研究的必要。只是,人人成为四书五经的学生和“传人”,还应该看看地理和历史的客观环境,以免更多人变成迂腐不实的“今之古人”。
崇儒,专经,复古的道统,由来已久,也许一些人去“之乎者也”还可以,到底学术研究是个人爱好志向和学术高墙里的事,一些学者去读经治经,而且必然是“皓首穷经”,很好!但全民族去推广四书五经,简直是和时代开玩笑,afteryou(你先来),我肯定不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