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官员出书“优雅式腐败”要有制约

孟学农的话，不说振聋发聩，也让人深感对官员出书应该立章建制的紧要。依我个人的理解，孟委员并不是完全否定官员出书，那些能分享思想经历、颇能引人共鸣的书是可以出的，那些通篇废话、套话、假话、大话的书，则不出为好。尤其是那些靠出书敛财的“优雅式腐败”更要有制度的制约。

其实，官员出书现象古已有之，而且还相当普遍，君不见流传至今的古代典籍中，很大一部分是出自官员之手。只不过他们的身份首先是文人，其次才是官员，至今他们的文化声望大于政绩。像孔子就当过鲁国的中都宰、司寇。西汉的司马相如虽然前半生接近职业文人，后来仍然进了官场。从初唐四杰到王维、李白、杜甫，再到唐宋八大家，留名至今的诗人、作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官员，其中不乏身居高位者，如元稹、晏殊、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也有像贾岛这样的，只当过“长江主簿”、“普州司仓参军”的小官。古代文人的集子，如《骆临海集》《杜工部集》《高常侍集》等，都表明作者的官员身份。某些官员，譬如史官，职务就是写书，担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即为一例。班固被汉明帝任命为兰台令史，也与撰写《汉书》有关。如今提倡“学者型”官员，官员中有不少硕士、博士，官场中出书必然“时尚”，因此那些在位的或卸任的官，书中说点真话，晒点心得，写点亲历，留作资料，没什么坏处。

可问题是，当下少数官员出书与古代文人官员出书的本意大相径庭。其“别有用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就是提高社会地位。通过出书，个别官员可以包装自己，让别人觉得自己不但是领导干部，而且还是文人雅士，无形之中抬高身价。其二是捞取政治资本，个别官员在书中有意识地写一些有自传性质的内容，与自己的政绩、业务挂钩，为自己树碑立传、做隐性广告。其三，就是敛财。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采取“著书立说”在本系统内卖天价书的手段，为自己敛财，其中一本书单价就达566元，其非法经营额高达1700余万元……

诚然，对官员出书不能一概而论，像张敬礼之类为提高社会地位、捞取政治资本、敛财的“学者型贪官”只是少数。有的官员以精湛深厚的学识、严谨清廉的工作作风、丰富的领导经验赢得了广泛敬重。对于这样的官员，大可理直气壮地写，毕竟一本好的书是利国利民的财富，而在法律框架内所得报酬也无可厚非。关键是，如何甄别哪些是贪名图利、以权谋私，哪些是真才实学、出于公心，这需要法律法规来规范、划定“红线”，并作为官员一项重大事项报告,这也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像毛泽东那样“不拿一分钱稿费”的境界，可以作为学者型官员的一个参照坐标。真正的学者型官员或大师并不是靠出几本书，更重要的是要与自身修养道德相匹配。作为人民公仆，即使稿费是合理合法所得，如果能用于捐资助学、扶弱帮困，不更显其政治品格和人格魅力？

这需要学者型官员认真思考，更需要尽快从制度的“顶层设计”上整章建制。比如建立官员出书的报告、审查、监督机制：凡官员出书前，要向纪检监察部门报告，并提交书稿；相关部门接到报告后，对书稿内容进行审查，对出书资金来源进行审查。出书后，有关部门应组织人员包括公众代表，对书籍的销售进行严格监督，凡以公款购买或者集体购买的，款项一律没收，并以违规违纪论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2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八项规定》指出，要严格文稿发表，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这无疑为端正党风政风、抵制不良之风、转变社会风气擂响了战鼓，也必将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带来新的强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