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对话莫言 写作的困惑用写作解决

谈到得奖后无法安心创作的困惑，莫言坦言，获得诺奖对创作确实有影响，“写作带来的困惑，还是用写作来解决吧。”随后他放言：“我希望将来中国尽快再出现一个获诺奖的作家，我就退休了。”

老友寒暄

握握她的手就知道多勤奋了

昨天下午，当两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安忆、莫言来到北师大的一个阶梯教室时，现场学生送上了热烈掌声。“王安忆的到来，给有点雾霾的北京，带来了光明。”莫言幽默的开场白之后，向在场学生介绍了他与这位文坛好友的一些琐事。

在莫言眼中，王安忆是个有主见又有定力的女人，“1987年，我们一起去德国访问，有一个细节。我们一起在游乐场坐过山车，是并排坐着，我一个男人吓得大声尖叫，她却一点都不害怕，那时就觉得她定力真好。几年后在首都机场，我们的机票发生了状况，我一直埋怨机场方面，而王安忆却提醒我关键是下面怎么办，她是那种能够抓住关键、要害的人。”

面对莫言的寒暄，王安忆则自谦道：“我自认是一位没有才华，却很勤劳的作家，这些年为什么没有中断写作，是因为我还能在写作里得到乐趣。”对于王安忆的勤劳，莫言笑言：“她是既有才华又勤奋，你们要是有机会握握她的手，就知道她有多勤奋了，手特别的硬，就像是毛毯厂的女工，都是长时间写作磨出来的。”对莫言这段生动的讲述，现场学生报以笑声。

主题对话

作家面临“职业写作”课题

当天王安忆主讲的题目是“小说的生活”，莫言坐在一旁甘当绿叶。生于1954年的王安忆，回顾自己这代人的创作经历，她觉得很幸运，“我们很庆幸是在一个比较长且安定的时期里写作。我们的前辈作家，他们老是被打断，一会儿救亡，一会儿是建国。”

在王安忆看来，莫言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证明了中国有一个持续的写作群体存在，“诺贝尔奖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一篇作品很棒就行了，而是要持续地写作。”但是这一代作家群体，有很多却没有继续从事写作，王安忆感慨：“这批人不能够简单地用才华不够、江郎才尽来形容。50后作家，包括60后，他们的才华要远远超过现在70、80、90后的作家。”

王安忆认为，很多人创作力的枯竭是因为面临“职业写作”这一新课题时，都没有做好准备。随后，王安忆列举了西方的一些类型小说及戏剧作品，比如《十二个人》就特别重视写作技巧、情节的展开、节奏的把握。相比之下，包括50后这代人在内大多数中国当代作家，都缺乏创作技巧，“我们消耗材料消耗得非常大，在西方小说里，很小的一点东西，可以越滚越大，我们用材料很不节约。我们的材料、感情很丰富，就是消耗了大量的东西，这是写作不能持久的原因。”

小说是符合逻辑的“空想”

谈到对小说概念的理解，王安忆称小说是空想的艺术，“写故事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空想，但是不能脱离现实的逻辑。”她表示从白居易的《长恨歌》到洪升的《长生殿》，就是一个不断空想、丰富的过程，“张爱玲说过，看杨玉环和唐明皇的故事就像是晚报上的本土新闻。洪升的《长恨歌》就爱把绝世佳话写成了世俗的坊间传闻，小说也是有非常世俗的一面。”王安忆认为，小说家一定是特别能编制谎言的人，要把空想的东西用大量世俗的细节支撑起来。

对于小说与现实的关系，王安忆认为，小说仅仅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一方面作家要描述一个非常现实的场景，另一方面也要从这个场景中挣脱出来，去创作一个生活中不存在的世界。坐在一旁的莫言表示，好小说应该是超越现实的，“我前段时间看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电影，它的主题部分超过了现实，产生了很多象征的意义，奇幻的意义，完全可以让人不拘泥于生活，不拘泥于这个故事本身。”

莫言认为，中国的很多古典小说，像《西游记》《聊斋志异》也都是超越当时社会现实的。“可能2000年的小说特别符合2000年的现实，到了2014年再来读就感觉到已经落伍了。但好的小说、伟大的作品绝对不会这样，它超越了时空。”

莫言《大风》应该进教科书

在对谈中，王安忆和莫言对对方的作品如数家珍。相比对《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名作，王安忆称莫言的小说《大风》最应该进教科书，“小说里大量的环境描写，实在太经典了，如果这篇小说进教科书，我会为它写教案。”

王安忆还提到了自己特别喜欢莫言的另一部小说《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她觉得这部小说无论是情节的展开，还是人物一个接一个地出场，还有里面挖地道的情节，都像极了武侠小说。随后，王安忆即兴发问：“这个问题我从来没问过你，你平常是不是喜欢看武侠小说？”

莫言则笑着回应，确实有一段时间痴迷金庸的武侠小说，“1989年是我武侠小说集中阅读的一个时期，我去朋友家吃饭，她老公是一个武侠小说迷，有全套的金庸小说。我就拿着大提包把金庸所有的书装回去了。看了一个暑假，这一看，确实是很着迷，废寝忘食。凌晨三点了，好像不睡觉也不对，睡一会儿睡不着再起来看。”对于挖地道的情节，莫言称并非来自武侠小说，“其实在《水浒传》里就有挖地道的情节，宋朝皇帝为了跟李师师相会，就让人挖了一条地道”。

再谈诺奖

写作的困惑用写作解决

对话中，莫言谈到自己很佩服王安忆持久的写作能力，“我的《蛙》获得茅盾文学奖后，就没有创作出像样的长篇，而王安忆获奖后，到现在已经写了五六部小说。”在提问环节，京华时报记者问两位嘉宾：“莫言是否已经从获得诺奖后的困惑中走出来，开始创作小说了？王安忆对老友面临的这种困惑，有没有什么建议？”

王安忆坦言，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压力要比诺贝尔文学奖小得多，“诺奖后，我们经常在背后议论他，莫言也蛮苦的。我看最近《锵锵三人行》上阎连科还谈到莫言，他说莫言过着非人的生活。我在政协会议上，也为他难过，他被那么多记者围追，一个人不能生活在暴露的地方。”在王安忆看来，莫言获奖后的情况还是很不错的，至少身体很健康，“人在巨大的荣誉底下感受的，恐怕他自己最清楚。他挺能扛的，要是换一个人不一定能扛得住。”

对此，莫言则坦承诺奖对创作确实有很大影响，他说：“焦虑、痛苦最终总是能克服的，渴望写作确实是我目前最大的一个愿望。我觉得写作带来的困惑，还是用写作来解决吧。我会看淡这些，希望大家和媒体也要看淡。现在来看，我获得诺奖的最大意义，就是证明中国有很多作家有了获得诺奖的资格。”他随后补充道，“王安忆得诺贝尔文学奖，争议肯定比我小，我希望将来中国尽快再出现一个获诺奖的作家，我就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