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现象：欧美史学家在华受追捧

据去过他美国家的学生的描述，史景迁住在耶鲁附近小镇西黑文，远离尘嚣，“又安静又美”。而他太太金安平则说，史景迁是一个写作时不能被任何事情打扰的人，家里来个电话都会生气。他与金安平至今共用一部手机。

在10天的北京行中，这位汉学家以隔天出现的高频率亮相，除了昨日理想国与中央美院的合作活动，2月28日、3月5日及7日，他在北大做系列讲座；学术活动之外还要穿插一些社会事务，比如3月3日，他与企业家冯仑非常混搭地进行了一场中国近代公益事业的座谈。而3月1日，这位《曹寅与康熙》的作者出现在了北京植物园的曹雪芹纪念馆，与北京曹雪芹学会亲切交流、惠留墨宝。

当然，北京活动的结束只是标志这趟为期一月的中国行的另一个阶段的开始。本月中旬，史景迁将先赴成都，后至西安，分别在四川大学与西北大学做讲座，本月23日，他将来到上海，24日的复旦大学讲座之后，他将于25日直接飞往台北。

明星学者的待遇

3月7日晚上7点的讲座开始前20分钟，史景迁已经被人群裹挟入场。掌声未落，一大波求签名的粉丝已经奔上前去层层围住，78岁的老教授坐定下来刷刷草书，远远只望见他白头俯仰，时不时跟读者说着什么。本以为是问询抬头或感谢客套，会后一打听，整场活动他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是“one，each”。

300多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人群继续带着夜风一波一波拥进，虽然这已经是这位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这一个星期北大讲座的第三讲，但粉丝的热情丝毫没有“三而竭”，仍有很多人站着听完全场，主持人甚至需要友情提示让开紧急通道。

这不是史景迁第一次来北京，也不是待的时间最久的一次，却是他最像明星的一次。1989年，史景迁就曾在北大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讲学，但在2014年的这一个多星期里印证了——这个时代对知识的热情，已经转向对知识明星的热情。

相比皇皇巨著，几十分钟的一个英文讲座，一无法体现史景迁最吸引读者的文本叙事优势，二不易感受其见微知著的材料功夫，但粉丝依然排除万难，坚持一种共在现场的感觉。北大第一场讲座开始前的一个小时已座无虚席，旁听的人利用了每一寸空间，排场摊到讲台旁。而活动结束后，社交平台上人们兴高采烈交流的是：“整晚上只听懂了一句goodevening”，“我觉得大家都和我一样，只是为了看他一眼，即使他扯闲一天都无所谓”。讲座最后的提问环节，观众天真可爱地递上纸条：“你愿意跟哪个皇帝做朋友？”“要是清代有互联网，你觉得雍正会怎么用？”

但无论如何，这里毕竟还算是史景迁的主场。至于他与冯仑在万科·亚洲协会主办的“探寻中国近代公益事业的起源”的对谈中，一个半小时里，史景迁拿起话筒不超过4次、30分钟，如同学术界给企业界打酱油的现实隐喻。四个观众的交流机会中，没有一个问题是抛向他的。

在清史中开窍

如果要给史景迁贴几个标签，那大概是：英国人，住在美国，娶台湾太太，研究中国历史。这种混搭与他的经历相关。因为父母喜爱艺术与历史，6岁的史景迁就开始读艺术史，其中有一章节介绍了中国画。

“我觉得非常惊奇，中国画与我以前接触到的艺术形式都截然不同，加上当时正在二战期间，中国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英雄，我对中国的兴趣就在那时候产生了，是非常自动的。”1936年出生的史景迁说。

但这样的储备在十多年后才因偶然机会发酵。195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修英国史的史景迁得到一笔奖学金，到美国耶鲁大学做交换生，当时他尚处于一个汉字不识的阶段。

而当时的耶鲁，是美国最大的远东“研究基地”。耶鲁的汉学研究可追溯到传教士卫三畏建立的全美第一个汉学教研室，而后出于太平洋战争时期了解对手的需要，耶鲁一度成为战争时期培养中文、日文人才的基地。战争之后，耶鲁沿其人才与史料基础，继续成为汉学研究重镇。史景迁介绍，自己来到耶鲁的时候，恰逢学科转型。

他在耶鲁的导师是一对夫妇，芮沃寿与芮玛丽，前者治佛学、隋唐史，后者专攻清同治时期。尽管在两位导师的影响下，年轻的史景迁发奋学习文言文、繁体字，研究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但这并没能使他确定专业方向。而后芮玛丽向他介绍了另一位老师，在澳大利亚的房兆楹。

在史景迁的描述中，房兆楹是中国传统的那类“老先生”，用细读的方式引领他进入文本。追随房兆楹学习的时期，他不仅得到了“史景迁”这一饱受好评易于阐释的中文名，也得到了受益终身的方法论：“房先生告诉我，一定要重视正史、重视老生常谈的内容，学会用自己的角度去观察与发现。”

“在一些人的眼里，正史是不容置疑的权威，但从另外的角度看，它可以只是作为材料来运用，来构建自己的理解。对于一个年轻人，理解到这点，需要‘开窍’这样一个变化，而导师就是在你开窍的过程中帮助你的人。”史景迁的第一个博士生、新版《史景迁文集》主编郑培凯深有同感。

在治明清史、近代史的房兆楹的影响下，史景迁将自己博士论文的主题锁定在康熙身上。同时在房兆楹的帮助下，他来到台湾，在当时正兴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封存资料里，海量阅读了一手史料。

“他们把康熙的朱批奏折原件拿出来，问我：‘这对你的工作会有帮助吗？’我说：‘这简直是天大的恩赐！’”史景迁说。

这是《曹寅与康熙》的成书因缘，但史景迁治学的特点与价值，并非只在一手、独家材料，更在于他对材料的眼光与感觉。史景迁夫人金安平表示，康熙的朱批之中，曾有笔误将“密”作“蜜”字，而史景迁见此感慨，康熙由满文改学汉字时已届成年，昔年学习过程之痛苦，他颇能感同身受。或许有这重关系，史景迁不止一次表示最喜欢康熙。

对于历史人物尤其是小人物的细腻观照，是史景迁著史的一大特色，另一方面，身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史景迁，对文化冲突的话题也颇具兴趣，其第二本书《改变中国》，聚焦近400年来的10名中国的西方顾问，从利玛窦的到来到苏联专家的离去，探讨他们期待以怎样的方式改变中国。而史景迁对这种文化冲突的兴趣，持续到了其后的胡若望、利玛窦等的专著之中继续展开。

新版《史景迁文集》此次本将推出三本，即《曹寅与康熙》、《胡若望的疑问》，以及《改变中国》，但最后一本目前并未面世。郑培凯透露，因为书名关系，《改变中国》需要送审，故而延误了出版时间。

清初社会交往与历史世界

3月7日，史景迁在北大的第三次讲座题为《在国家之下，清初的社会交往与历史世界》，这三场讲座的主题，从小人物沈福宗到清代贸易摩擦，再到民间交流系统，均是史景迁近期研究的方向。因为史景迁身体原因，此次讲座时间缩减为一个半小时。

史景迁首先感谢了汉学家孔飞力的研究，“他的《叫魂》对于如何观察那个时代给予我很多启发。”其次他感谢了留下史料的人们，“为我提供了观察那个时代中国的很多材料和视角。”

史景迁介绍，他将研究时期锁定在1710年到1740年左右，即康熙雍正两朝交替时期，涉及一些乾隆年间的情况。在康熙统治年间形成了一套秘密交流系统，又在雍正时期得到发展：在朝廷的说法之外，民间有自己理解、解释现实的方式，老百姓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而这两位君主则希望得到社会上所有传播的信息，对这些信息加以判断。

史景迁通过对山东南部、湖南中部、西安、浙江、广西等地的材料考察，将当时中国社会的流动人群分为五类，包括行商与行医者，国内流放犯人，僧侣与考生，客栈经营者与算命先生等。

行商、行医者是雍正年间最具流动性的人群之一，而他们留下的行商、行医记录则透露出一个不同的社交世界。史景迁发现，当时很多行医者都是盲人，他们获取知识的方法是付钱给人替其阅读，然后记住其中的内容。史景迁介绍，当时的行商、行医者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他们也常常在一起活动，像朋友一样进入不同的社区，接受当地的风俗，甚至可以给女性看病，这在当时是非常特别的情况。

而国内流放犯也是清初一大很重要的群体，流放的目的地包括湖南、广西、甘肃、贵州、四川等。史景迁发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即犯人在流放途中，会形成一个“在路上”群体，当夜晚来临，他们会围坐一起，组成一个非正式讨论班，讨论当时社会中各种有意思的话题，不仅交流各自的罪行，也交换朝中的政治传闻，而且这会吸引到周围的商贩、客栈老板等一起过来旁听交流。“我希望我能有这样的机会亲耳听一听这样的讨论班。”史景迁说。

史景迁还发现，有些犯人认为流放能给自己带来更好的生活，在一部分犯人当中，盛传四川还实行井田制，于是有许多犯人设法加入到流放四川的队伍之中。

史景迁介绍，因为当时进京赶考的考生具有相当的流动性，雍正认为他们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在考生身上，史景迁发现有很多人非常慷慨，愿意与其他考生分享食物与书本，乃至出钱收殓一些不幸未能中举客死他乡的考生。而他发现，僧侣和考生之间会有很多信息的交换交流。因为许多考生会借住寺院，有的乃至死于寺院，寺院成了考生许多资料的保存场所。在贵州的一些资料中，他还发现有落榜考生谎称中举，引发其他考生的羡慕，或骗取当地士绅阶级的赞助，也在社会不同阶层之中起到了交流作用。

客栈老板是另一种信息枢纽，清代前期全国各地都有小客栈，其经营者在社会中发挥很强的社会功能，比如为路人指路，与人交易，比如有穷人用衣服与客栈老板换取食物，对于客死异乡的旅客，也会出钱将其埋葬。“客栈老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国家之下的普通人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

而不论大城市或小地方，都有算命先生的身影出现，他们看面相、手相乃至天相，阐释的不仅是个体的命运，还包括所谓天相的信息，比如由行星与恒星的位置来预测社会的前途。史景迁从1730年的写给雍正的一折密折中发现，当时看一次相需要8文钱，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但仍在民间盛行，尤其在农村的集市。这种十天一次的集市上，算命先生的摊位前会排起长长的队伍。

在雍正的回复中，可以看到他比较警惕的群体是士兵与船夫。“曾经有人上奏四个士兵在一个集镇上行走，雍正马上回信，要查出他们去哪里，是不是自己随意脱离军营，问了很多问题。他对社会上流动的军人非常疑心。另一种是船夫，因为水运是当时重要的交通工具，并且便利，有许多犯人也是通过水运运输，雍正认为夜晚航行的船只非常危险，船夫往往会讨论对国家不利的信息，做违反法律的事情。”

通过以上这些民间信息交流的情况，史景迁认为，民间交流的信息，与皇帝或朝廷期待的是不同的。“从上面例子可以想象清代前期的社会场景，当时的中国人容易轻信他人，他们慷慨，具有冒险和讽刺精神，对社会不满，忍受着巨大的苦难，很多人失去家人，数目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新版《史景迁文集》将推出三本，即《曹寅与康熙》、《胡若望的疑问》，以及《改变中国》，最后一本尚未面世。

史景迁看到，当时社会流传很多流言，源头已经难以分辨，多数是关于雍正与其兄弟之间的故事。“我用了一个‘轻信他人’的词，这并不是贬义词，只是当时以一个普通民众的知识水平，以及整个社会的交流状况，如果一个来自大城市或者外地的人带来一些关于宫廷、政治的谣言，是很容易被接受的。”

但史景迁同时认为，雍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有自己的判断准则，很难描述，如著名的曾静案，曾静是一介书生，但联系了一批人打算推翻雍正，并在社会上传播谣言，雍正并没有将其处死，“他认为只要把真相告诉大家，普通民众就能理解了。而当乾隆继位后，处死了曾静，他不像他父亲那样有一套非常奇怪的仁慈观念。”

“当时的西方人，乃至在中国的西方人，也对中国社会所知甚少，尤其是当时社会的普通民众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持续观察那一时期的社会，我们会发现历史的经历者告诉我们的，远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史景迁以此作结。

在北京大学和中央美院的两场活动中，史景迁与热情的粉丝进行了互动问答。

问：你愿意和哪个皇帝交朋友？

史景迁：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教学研究与写作中国历史的过程，我依然会选择康熙——在我做学生的时候就已经感兴趣，并且围绕他写了我的最初两篇论文。理由大概需要N多讲座才能说清，比如他相当灵活，他爱钱但并不如命，他爱他的60个孩子组成的大家庭，他有帝国设计，他也是第一个一对一接见西方人的皇帝，甚至去学了一点外语。但我可以说的是，我很难喜欢乾隆。至于雍正，他是个很复杂的人，很难说清，他有点恐怖，注重效率，但他也修订了农业法，发展了农业，增加了农户收入。他同时还是一个非常道德自律的人，凡事有自己一套价值标准，很难理解。

问：如果清朝有网络，你觉得雍正会如何使用？

史景迁：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自身不理解网络。雍正应该会很喜欢互联网，他是个很讲求效率的人；同时因为没有事情逃得出互联网，他应该会在上面读帖然后回复。至于乾隆，他大概会以此来挣钱。我认为老师可以在下次考试中出这个问题。

问：张岱在80多岁时发现新材料会高兴得手舞足蹈，你现在也到了这个年纪，你看到什么材料会手舞足蹈？

史景迁：人的心情会随着年纪的增大而变，张岱年老时，看到一些与儿童相关的情况会很快乐。而我倒是因为年龄增长，读同样的史料可能由于自身经验的增长，获得新的体会与认识，我想这可能是与张岱的共同点。

问：你认为现在的中国与你刚刚提到的清初状况有什么共同点吗？

史景迁：首先是人口差异，康熙年间是1.45亿人，现在是13亿，另外环境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所以当时皇帝的关注点和现在不一样，虽然分配制度、教育和福利等国家问题还是一样存在的。当然现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另一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