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我不出自传的

“我不出自传的”

问：先从您的武侠小说开始谈起吧，您的作品在国内改编得比较多，您觉得改编得比较好的是？

金庸：最近的《天龙八部》是比较好的。

问：同一个制片人张纪中，您对他之前的《笑傲江湖》很不满意，那为什么还要跟他继续合作呢？

金庸：是他保证不再改动了。《天龙八部》最后真的不大改动，我就跟他们交易了。但我还有非常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他们把马夫人这个形象改成潘金莲那样，我觉得（小说）《天龙八部》的人物创造是比较有特色的，特别有点文学意味的就是马夫人，结果改成那潘金莲样的！（面容有点生气）编剧不动脑筋，走最简单最容易的路子，其实照原来的人物就行了。

问：您曾经说过比您有才的人一般不是编剧，看来您对编剧的意见很大。

金庸：我自己做过编剧的。好编剧如果去编人家原来的著作，并不需要太大的改动。

问：武汉作家池莉曾说“小说就像自己生的儿子，改编权的问题就相当于把孩子交给别人收养，怎么养她就不管了”，为什么您会对您作品的改编问题这么重视呢？

金庸：（有点茫然）你说谁？

问：池莉，武汉的一个小说家。

金庸：（严肃地）我还是希望（改编）作者能依照我原来写的。虽然说你把人家这孩子领去了，但你说把他手砍掉就砍掉，你说他痛心不痛心？这个我是不同意的。你把他校一校改一改可以，但是你不能把他手也摘掉，耳朵也摘掉（摸摸自己的手，摸摸耳朵）。

问：一百年来的中国作家，您比较喜欢的有哪些？

金庸：一百年有很多人啊。沈从文吧，文字好，路子好。

问：好像您跟他的风格有接近的地方，古典式情感——

金庸：沈从文喜欢，巴金也喜欢。

问：当代有吗？

金庸：当代喜欢陈忠实，《白鹿原》。

问：说到改编问题，您好像格外青睐导演《卧虎藏龙》的李安？

金庸：因为这部小说本身写得不好，但李安把它改编好了，这是很难得的。

问：为什么李安的第一部武侠片，没有拍您的作品呢？

金庸：这个问题李安没跟我谈过。他的弟弟倒是找过我，说他喜欢我的作品，想拍，但我拒绝了。我说，李安的弟弟没有他哥哥站不起来的，弟弟恐怕还没有哥哥那样的才能。

问：您喜欢您的小说给张艺谋拍吗？他很会造势的。

金庸：他没有表示过要拍我的小说，他自己喜欢编故事。与其给他拿去大改一下，还是不要给他拍了。

问：您看过他的新电影《十面埋伏》了吗？

金庸：没有看过，很多影评都说不好看的。

问：那里面讲两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追逐，在你的故事中似乎很少出现，两个侠客喜欢一个女子，好像没有吧？都是很多女孩子喜欢一个男子的。

金庸：不会。像令狐冲的小师妹就不喜欢令狐冲，而喜欢一个林平之。

问：但是也不会像《十面埋伏》那样，“刘德华”和“金城武”两个男人正面起冲突，然后火拼。

金庸：如果那样，也可以写的。张艺谋拍《菊豆》、《红高粱》，我很喜欢。但《英雄》的故事太糟糕。

问：据说您是您那个时代写影评最好的？

金庸：（认真地）我不是写得最好的，但我是最用心的。

问：为什么您没有出自传？为什么没有给自己的社论作品出一本集子？

金庸：我不出自传的。至于我的社论集子，现在有一个秘书在给我编，编了两年了，还没编好。

问：为什么？

金庸：（微微一笑）有些文章在内地还不方便出版吧。

“中国女性就要温柔、忍耐”

问：为什么您不写当代生活的小说？

金庸：（很谦虚地）我不敢，写当代小说比较困难，我喜欢写武侠。

问：现在还有写小说的冲动吗？

金庸：能够写得好就写。

问：《收获》曾发表过您的一篇短篇小说，写您小时侯家里的一个丫鬟，那篇文章是这几年写的吗？

金庸：是前年写的。还可以吧？

问：可以可以（笑）。您怎么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的精明人，比如韦小宝？

金庸：韦小宝最后还是成功了，中国文化最后还是要成功的。

问：听说您正在修改小说，您的小说中哪些部分是准备改的？

金庸：我现在改了些，《鹿鼎记》还没改。《鹿鼎记》最后韦小宝的结局要小改的，要给他一点教训。

问：《天龙八部》怎么改？

金庸：改到段誉后来跟王语嫣，因为她老是不理他，于是他也跟她普普通通了。我对你这样好，你不放在心上，做妹妹了。段誉后来又认了很多妹子，木婉清、王语嫣、阿朱……，这一次没讲结果，最后不了了之，段誉做和尚了。

问：您的小说有一种现象，就是一个英雄出来，周围就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他，怎么老这样安排呢？

金庸：真是英雄的话，就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他。正常的吧。

问：但为什么总处理成这些女孩子都很坚贞不移，一定要跟他好，如果不能嫁给他，也一定要守住。

金庸：目前这样（安排）不大自然，这些女孩子也有个人自由，不行的话就算了，是吧？

问：这暴露了您多少有点重男轻女是吧？

金庸：要说重男轻女，好像封建社会就是这样子。我就有四五个祖母；再早一点，曾祖父什么的都有六七八个太太，（这种情况）很多很多。只有一个少奶奶的就很出名。我去参观过一个人（的住所），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情况：他的电话线（分别）通到各个姨太太房间，他共有13个姨太太！

问：可能您也喜欢有那么多的姨太太。

金庸：一个人受社会影响会很大。他就应该是这样子的，这在当时很正常。

问：在您塑造的角色中，男性人物比较喜欢谁，是过去你说到的乔峰，还是郭靖？

金庸：郭靖。

问：但是我问过许多成功人士，他们都希望能做乔峰。

金庸：郭靖有点傻。

问：对。而乔峰够完美，够专情。

金庸：乔峰性格比较刚强。

问：您说过人是很容易产生感情的，经常会发生爱情。如果再有一次感情发生，您是忠于自己的感觉呢，还是忠于自己的家庭？

金庸：中国人讲有情有义，外国人是只讲情不讲义。虽然我很喜欢某个女孩子，但是良心上我过不去，在义上我不能负我的妻子。

现在的女孩子被外国人西方化了，都不讲义气的，（只追求）有钱的爱情，这个观念我不大接受。

问：您怎么修改自己的小说呢？新版本的《神雕侠侣》我看了一点，您改的那个杨过跟小龙女的对白很现代的，觉得甚至不像是出自您的手笔。

金庸：（笑）人在现代社会生活久了就比较现代化了嘛。都是我自己改的，没有人帮我改。只有两个台湾的女编辑，如果我改得不准确，她们就发传真给我，说你这里改错了。比如岳州（岳阳），现在的印象中是属于湖南的，湖南就是湖广南路，湖北就是湖广北路，于是我说现在岳阳就是在湖广南路。那编辑说不对。一般古代地名我都会去查古代地图，像岳阳这种地名我知道得很清楚就不会去查，但这位编辑就很仔细，查出来在宋朝时是在湖北隋州下面的，属于湖广北路，后来我就改了。你说的对话，杨过改得是比较现代了。

问：杨过好像说：“我每天想你好多次，一天想你一千次……”

金庸：不会，想三百次就够了。（笑）你觉得这样改不好吗？那该怎样改才好呢？

问：像您这么一个官宦和士族大家庭里长大的人，对今天的社会有怎样的观察？比如说对木子美现象？

金庸：木子美我没有看过她的小说，不过听说过这个事情。我认为整个大陆生活提高之后，有些人生活得很无聊，“饱暖思淫欲”嘛，就把那些艳遇什么的都写出来，满足一部分人对于色情描写的需求。如果是在抗战、内战时，大家全心全意艰苦奋斗，这个现象不会出现，因为整个社会也比较严肃。现在大家生活没有忧虑了，这种作品可以满足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要求。

问：您是把她当成作家，但作为一个人，一种社会现象，她身后的价值观，您是怎么看的？

金庸：这种人总是有的，从来就有的。

问：您那个时代多吗？

金庸：我那个时代在香港都比较普遍了。

问：喜欢什么类型的女演员演您的女主人公？周迅喜欢吗？

金庸：可惜周迅的声音太难听了。

问：您曾说您崇拜女性，那您觉得女性永恒不变的美感在哪里？

金庸：中国女性就要温柔、忍耐；外国女孩子很活泼，但这是有年龄限制的，年纪大了，太活泼就不太美了。

“说我小气就小气好了”

问：生活中您是什么样子？

金庸：不是很苦，也不是很浪费。

问：您今年已80高龄了，每天的时间都怎么度过？

金庸：过去两年，我一直想把小说再全部修改一下，可到现在还没修改完。现在我每天用两小时来修改小说，念德文每天还要两个钟头，余下的时间就读读历史书。

问：您的历史小说开始动笔了吗？

金庸：我正在自学考古学，中国解放后考古发展很快，对照今天的考古发现，许多古代历史的讲法都错了，夏朝、商朝、周朝，有很多都讲乱了。这些东西都需要我们去学。

问：参观了您这里的16个书架，发现真的有很多考古方面的书，靠窗的那个书架有半架都是：敦煌壁画、图志……

金庸：走走，我带你们去我的小书房，那里刚刚买了很多的考古书，来，看看。

（小书房就在同一层写字楼的十步之内，有6到10个书架的书，桌子上还堆积了一些，很多成套的线装书。金庸翻着书，神情很是愉快。靠近门口的白墙上，挂着一面椭圆镏金边的镜子。然后回到原地沙发坐下。）

问：当年您是因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离开上海到了香港，如果留在内地您会怎么样？（编者注：1948年，因《大公报》香港版创刊，急需从上海《大公报》抽调人手，本来抽调了另一位国际电讯翻译，正值该人新婚，才临时派金庸前往。那年金庸24岁。）

金庸：那“反右”就反到我了，就算“反右”反不到，“文革”也一定被打垮了，说不定已经死了。

问：您研究历史，为什么20世纪的中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您的看法怎样？比如“文革”，为什么惟独在中国发生？

金庸：现在的中国大陆，既有新的信奉马列的传统，也有旧的几千年的帝王封建时代的传统，影响很难泯灭掉的。

“文革”并不是单单只在中国发生，以前意大利天主教统治的时候，他们有宗教裁判所，不信教的人都被迫害烧死。希特勒也是你不听他的话，那就打死你，这种事情在任何一个专制时代都会有。毛主席借“文化革命”之名，来去除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腐朽的、不合理的东西，但这种方式没能使真正的文化意义的大革命成功。

问：您后来离开电影业，出来创办《明报》时，生活问题解决了吗？

金庸：本来要靠它拿薪水的，但我离开它就不能靠它了，结果薪水送来我也不收。

问：在您的个人经历中，是否有意识地把《明报》和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联系在一起？

金庸：我在《大公报》受到一个新闻工作者应有的训练，和培养起一个报人的理想。我办《明报》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主持公正，把事实真相告诉给读者。

问：办报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金庸：最大的困难是经济问题。

问：有没有政治压力或别的压力？

金庸：政治的压力我不理他。当然引诱也是有的，美国给我钱，我没要；英国给我钱，我也没要。但是在危险的时候他们派警察来保护我，我接受了（编者注：“文革”期间，由于金庸在《明报》坚持反对在香港搞文化大革命，被称为“豺狼镛”，曾遭受生命威胁，《明报》也曾遭到攻击）。有一阵子新闻纸很紧张，贵得不得了，还买不到，就有人打电话来说“我们借给你”。接受赠物嘛，是玩不起的，因为你只能拿文章作回赠，但我实在不想受他们影响而换文章。这样下贱的（交换）我不要。

问：现在内地的新闻业在生长，市场化的步伐已开始了，他们也会遇到很多您在五六十年代办《明报》时遇到的问题，包括商业化对报纸品质的影响等，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

金庸：商业化、广告压力是一直有的。有些大广告商有意见，打个电话给我，我如果不同意发表他的意见，他可能下次几十万的广告就不登了。但你要有勇气拒绝，苦一点就苦一点算了。收入来源少了，大家的薪水就加不了了，我只好请大家原谅，我自己也苦得很呢！

问：听说您最苦的时候，您的娱乐就是坐电车出去游车河？

金庸：有的作者老是写文章，说金庸办报纸小气得很，但作者的生活一般都比我们的编辑问好，苦的时候我与其给作者加稿费，还不如给编辑加编辑费，我是要从全局考虑的，说我小气就小气好了。

问：听说您对待工作、对待《明报》，也是一个非常全权的、类似帝王的统治，是这样的吗？

金庸：我不大喜欢跟人家讨论，我自己很有自信。（小声地）这样是不太好的。

问：有下属跟您顶牛吗？

金庸：顶牛有啊。

问：那您会给他们穿小鞋吗？

金庸：不会。因为顶牛就把他开除，不会。（想一下）年轻人多点思想、多点见解，好。

“我从没改变的就是不讲假话”

问：您办《明报》是“文人办报”的一个很成功的典范，请问您认为“文人办报”的理念在内地能实行吗？

金庸：内地新闻业是党领导的，文人办报必须要政府来领导。

我在浙江大学做人文学院院长，人文学院也有新闻系，他们学生就老是问我——“院长，您对我们将来的工作，主要的期望是什么？”我说很简单，第一就是要为中国人民服务，做对中国人民有利的事情。第二是不要讲假话。你要揭露黑幕，比如社会上、官场里有很多贪污腐化的事情，暴露它很不容易啊，但至少你的最低限度就是讲真话。

做人有最低限度，新闻问的最低限度就是不讲假话。但做到这个很困难，因为做人本来就很困难，但你要做一个坏人就很容易啊。作为一个新闻问，最低限度是不要做坏人，你只要讲假话你就是坏人了。

问：在您一生中，人生哲学里有没有从没改变过的东西？

金庸：从没有改变过的就是不讲假话。我本来在《大公报》，后来离开那里自己办报纸（《明报》）。我办报纸问心无愧，从未故意制造谣言欺骗读者，这是不行的。错误当然有过，但我后来专门更正、公开认错，绝不制造谣言。当时大陆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亩地产三五万斤粮食，这个当然是假的，放屁，于是我就不登。所以我问心无愧。“文革”的时候又批判彭德怀，我也不跟着骂他。

问：您当时是根据什么样的消息渠道，来保持对大陆局势的观察和判断？

金庸：大陆发生的情况香港的消息反而很灵通，因此我们就比较了解，大陆自己倒不知道。甚至有关红卫兵的报纸、大字报，我们都有收到，知道得很清楚。

问：听说《明报》当时做了很多的资料搜集工作，当时搜集的那些大字报现在哪里？

金庸：现在还在《明报》的资料室里头，都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还做了一本很厚的、关于邓拓的资料，吴晗的也有一些。

问：说到您办报，大家总要提起的就是您社论的预言现实问题。那些预言那么准，您是怎么做到的？

金庸：（笑）其实这个没什么的。我本身运气比较好，住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根据英国法律，香港政府如果有人干预报纸言论、妨碍言论自由是要坐牢的。从来没有港督打电话给我，说这个可以登那个不可以登，完全没有。

问：以您80高龄的见识，做了一辈子新闻工作，相信“一支笔比得上三千毛瑟枪”，新闻真有这么大力量吗？

金庸：（笑）没有。你拿一支毛瑟枪就把我打死了（边笑边做个枪的手势），但如果你真的能够将真相暴露给人民大众，那么人民大众的力量就要强过三千毛瑟枪。新闻只是一支笔，一个人就可以拿起来写，因此中国新闻界每个人都有一支毛瑟枪，但不是每个中国的新闻问都可以做到。

“让理想主义者走开！”

问：您格外强调“自由”这个概念，《明报》副刊就叫“自由谈”，您怎么看“自由”？

金庸：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己生活无忧就是自由的首要条件。

问：您1980年代前期的社论作品，曾编成《香港的前途》一书出版，您说香港“自由+法制=繁荣+稳定”，为什么自由排第一位？为什么不能是自由+民主呢？

金庸：我们讲过不谈香港政府的。

问：您现在已经非常成功了，您出来讲话的意义已经超过了您出来讲什么话的意义，这些待遇给您的感觉是怎样的？

金庸：我现在好像变成名人了，可以自由发言了。香港的民主派说，我能够把真心话跟他们讲出来，把他们骂得一塌糊涂，老是跟他们吵架。其实我现在年纪大了，也没几年跟他们吵架了。

问：读您的社论文章，您实际上在政治观点上是偏保守派一些，是自由保守派。

金庸：也不算保守，是稳健派。你说保守也可以。

问：为什么您会形成这样的见解？

金庸：我看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思想对我影响很大，“孔夫子”当年就是比较保守的。中国很多事情都需要慢慢地改革，不要像文革那样把很多人吊起来打。

问：您的个性因素，对您政治观点的形成有影响吗？您年轻时是个很平和的人吗？

金庸：我强调“自由”，因为我天生的反叛性格，所以在学校，读中学也开除，读大学也开除，不大听话的，家里父母亲也不大管教我，还从小离开过家庭。

问：但现在您是一个很儒雅的人。

金庸：也不见得。（笑）

问：您性格里有很张扬的一面，但您很强调“中庸”的概念，怎么调和的？

金庸：中庸之道，一方面讲不偏不倚，另一方面讲你坚持的主张，不要常常改变，坚持的路就要坚持下去。

问：谈到“中庸”，有研究者说《明报》办刊的一大理念就是“尊崇儒家的人文思想”，请您谈谈您对儒家文化的思考。今年国内正讨论一个话题：有些知识分子主张搞“读经运动”；一个中年学者蒋庆，在贵州开了一个书院，也是倡导读经。有很多学者参加讨论，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您怎么看？

金庸：如果他要我去当这个书院的教授，我是不会去的。年轻人现在最主要的应该是接触现代思想，更广泛的现代思想。

中国人读经有很大的偏差，认为“四书五经”讲的就一定是对的，古代圣贤讲的是绝对没错的。现代青年应该有自己的思考，想一想他这个话对不对？对的你就相信他，不对的就要修正。毛主席反对修正主义，我就不赞成反对修正主义。“修正”就是，你本来不对的，把它修正，为什么不好呢？

问：您刚才说要学习现代的观念，向西方学习……

金庸：不一定就只是西方，是向全世界学习。中国古代也有可取之处，但毕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观。

问：那什么东西是标准呢，道德观吗？

金庸：现在连我自己也想不到。邓小平讲的要根据中国特色，选择符合中国发展的，就是说最适合当地环境的、最适合我们中国人心理的、在中国社会行得通的。

问：6月份300名香港的知识分子发表声明，要维护“核心价值观”，您认同这个概念吗？

金庸：核心价值观至少要争取民主。《基本法》写得清清楚楚，要循序渐进地推进广泛的民权，不是一步就能改了。香港现在的条件不成熟，应该循序渐进地走向民主。

问：李光耀一直在提倡“亚洲价值观”，您赞同吗？

金庸：价值观没有什么亚洲欧洲的分别，只有适合不适合。

1981年我和邓小平见面的时候，他就当面问我：“全世界有多少社会主义？”我说：“对不起邓总理，我不知道。”他说不要紧，我们研究一下。他说你到过多少社会主义国家？我说瑞典、挪威、芬兰、丹麦这些国家我都去过，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他们也实行社会主义，每个国家都不同的。苏联我没去过，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跟中国的也有很大不同。邓小平就很赞同，拍大腿啦，说：“很对！每个国家什么东西都不同的，不要讲社会主义有不同，英国的资本主义跟美国的也完全不同。”

问：在政治家中，为什么您独独对邓小平这么推崇？

金庸：（有点激动地）英雄，大英雄！我写武侠的，见到大英雄我心里就佩服。见到他，讲几句话，我就真的佩服他了。

问：您怎么看毛泽东？

金庸：我个人主张循序渐进，不喜欢一下子天翻地覆，不主张大革命，很多事情不慢慢地改变是行不通的。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比毛泽东伟大。

问：对邓小平的评价有这样的说法：邓小平先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不太像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某种程度上可能更为奔放。

金庸：（越说越激动）我不赞同理想主义者，让理想主义者走开！我做事比较现实，根据现实走最好的道路，最伟大！

问：您这辈子做过错事没有？

金庸：很多。给学校开除就是做了很大的错事。

问：外交家没有做成，也是错事吗？

金庸：幸亏没做成，外交家不自由。中国干部中最不自由的就是外交家了。比在军队里更加不自由，部队听指挥听命令就行了。当外交家一步也不能走错了。在美国，驻美大使去纽约要申请，到南方观光也要申请，约束很大的。

问：您现在有80岁了，这辈子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

金庸：最遗憾的，就是我儿子在美国自杀了，这是最遗憾的事情。他为了爱情，自己上吊死了。

问：您当天还坚持写专栏？

金庸：（眼里依稀有泪光）对，我写社评。

问：这个非常难以做到。

金庸：做了新闻工作者，你必须有困难也要把工作做完。心情很不好，但工作一定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