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诗歌：只有日常生活才是最终归宿

女性诗歌是作为独立的群体而存在，它不仅仅显示性别，重要的是，它更显示了一种诗学上的可能性。著名诗歌评论家李有亮先生认为：对于女性诗歌而言，日常生活始终是一块丰厚的土壤。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日常生活对于男性诗人的重要性，亦非轻视女性涉足重大社会历史领域的才能与贡献，而是说日常生活无比丰富的层次和异常细密的肌理，适宜用女性诗歌多彩而深邃的艺术光芒将其照亮——此论，的确切中肯蓕。

对于女性诗歌而言，日常生活始终是一块丰厚的土壤。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日常生活对于男性诗人的重要性，亦非轻视女性涉足重大社会历史领域的才能与贡献，而是说日常生活无比丰富的层次和异常细密的肌理，适宜用女性诗歌多彩而深邃的艺术光芒将其照亮。古今中外，众多杰出的女性诗人无不是通过对琐细日常的诗意叙述揭示出生命存在的巨大真相的。也因此，能否回归日常生活，竟是女性自我解放艰难历程的重要目标——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女性的人生经验或受传统伦理道德的多重禁锢而变得无比狭窄，或于启蒙运动中处于被动失语地位，或在革命与建设的特殊语境中作为中性或无性人承受着家庭与社会的双重负荷，女性的日常生活始终是不完整的，女性经验的表达始终是不充分的，女性的主体性追求始终缺少适合自己的生命场域。然而，无论其因各种外力牵制而偏离这一目标多远，最终只有回归日常生活才更加符合女性普遍的精神意愿。

生命价值意义上的同向性

可以这样讲，一切与心灵有关的追求与创造活动都源自对日常生活的不断发现和回归。而女性诗歌作为“最敏感”的艺术，尤其是其中为现代女性所重视的“女性意识”的发展，其实与回归日常生活具有生命价值意义上的同向性。

以20世纪80年代“女性诗歌”的崛起、90年代的衰落抑或转型为例：80年代中期，以普拉斯为外部源头、以翟永明等为代表、以“黑夜意识”为整体隐喻的“女性诗歌”，其强调女性身份、凸显性别对抗的深层动因，在今天看来其实就是向男权传统争夺女性生存与精神所需的日常空间(包括社会的、家庭的、自我心灵的平等与独立)。但在当时女诗人们还不这么想，回顾翟永明当时的“宣言”，即是借助“黑夜意识”而使自己成为“女性思想、信念和情感的承担者”。而进入90年代以后，社会转型拓宽了女性的日常生活空间，女性价值体现的机会、路径、方式呈现多元化，女性在性别对抗意义上的集体同盟自行瓦解，转而趋向对自我个体意义上的价值关注，女性意识由紧张、冲突性的自我强调转向温和沉静的自我内省和两性关系的交互映照。人们开始意识到写作与性别之间最大的问题，并非男性与女性的性别问题，而是写作本身的问题，如崔卫平所言：“更重要的区别在于写作与不写作之间，而写作的女人和不写作的女人之间的差异不亚于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差异。”因着这种意识变化，翟永明90年代以后的诗也经历了一次艰难的自我转型。自1997年的《称之为一切》面世，诗人才觉得“执笔的女人”终于写出“她想写的诗”。那么她到底想要写出什么样的感觉呢？我理解，其实就是与日常经验的有效对接。在这之前，在“女性诗歌”这驾战车上，她无法做到。而这之后，诗歌意识“落地”的翟永明发现：“生活就在窗外，生活就在人的灵魂里，生活将使你的写作避开福斯特所称之为‘艺术宫殿’的陷阱，而直达思想的核心和事物的精神——就像泥土和青草一样简单和富有诗意。”

这却并非个例。在相近的时间刻度上，王小妮这个从朦胧诗一路走来的传奇女子对自我存在有了新的领悟：“事情只有从每个生命个体的角度去理解，才变得有意义。”个体是什么？个体不就是现实生活充分日常化后的原子构成吗？其一呼一吸之间，诗意的花瓣即从你的发际轻轻滑落。在上海，被称为“留守女士”(不入伙、不下海、不标榜性别)的徐芳其实早就领悟到，“生活的过程与生活的诗意仅仅一步之遥”。

进入新世纪以来，女性诗歌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更趋亲密。由此也催生出庞大的创作阵容(据统计，新世纪以来十多年中活跃的女诗人总数超过了20世纪后半叶50年的女诗人的总数)和愈发个性多样的写作风格(群体意义上的女性诗歌写作现象已不多见)。这让我们有理由认为，对于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现代性带给民众的一个最大的红利，就是日常生活品性的大面积复活(马尔库塞将之表述为“新感性的解放”)。其中，城市化成为了重要的推动力量。

女性诗歌与城市生活

于此，我们又看到女性诗歌与城市生活之间所表现出的天然亲近感，在城市生活中发现并创造日常诗意成为近年女性诗歌写作的主要内容。应该说从90年代开始，女性诗歌即由注重形而上思考转向形而下体验，城市生活场景构成了女性诗歌的有效生长点。关于城市与女性的关系，王安忆有个观点：“城市作为一个人造的自然，远较乡村适合女性生存。城市中，女性得以摆脱农业社会对体魄的限制，可以充分发挥女性的智慧和灵魂。”而在翟永明眼里，“‘诱惑力’或者‘兰桂坊’/还有‘红番部落’/像夏夜的蚊虫/叮满/这个城市的面孔——《周末与几位忙人共饮》。”想象抑或批判，均揭示出城市的一种现代性日常状态。

对于女性诗歌而言，对生活细部的体察与刻画是一种共同优势。这涉及女性诗人完全个人化的生活发现能力和进入日常诗意的不同姿态与方式。而这姿态与方式背后还隐约投射着不同的身份感和价值观。转型后的翟永明曾经把自己比喻成一个“罐子”，“既可以占据黑暗中的一个角落，又可以接纳生活的一掬活水以映照内心的寂静和灵魂的本性”；王小妮喜欢建构一种“俯瞰”的视角；身陷闹市而渴望超越的徐芳选择了“在城市的低空飞翔”；深圳的从容喜欢宗教般精神“彼岸”的想象，于生死轮回中体味禅意；周瓒则让自己“慢下来”，在细细品味“疼痛的慢”、“肉体的慢”、“写作的慢”中领会“心灵的醒”；郑小琼的诗歌有一种独特的“介入”征候，作为城市的“他者”，她没有选择去表现自卑、反抗、迷失、怨怼等“城乡二元化”对立情绪，而是以审视之眼与切肤之痛相交织的复合体验，还原了一个特定时代语境下特殊女性群体的真实影像。在呈示出这一“群像”跨越城乡的普遍性日常经验之际，也不期掀开了城市建构过程中被华丽外表所掩饰着的“铁”样的冷峻面相。尹丽川、巫昂以及更年轻的80、90后的女诗人们，她们多半是城市的宠儿，常常以率性而果敢的姿态将“肌肤”与“毛发”般隐秘细致的女性日常体验大胆地向诗敞开——法国埃莱娜·西苏早说过，女性善于在描写躯体时在肉体的快感与美感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这是一种“向内”的日常揭示，其内在的精神逻辑一般是：从女性身体出发，经过性，最终直抵超越性的母爱。

我们也看到了日常生活与诗歌语言的相互龃龉与相互激活：一种越来越洒脱、随性的诗风趋势正在蔓延——从当年朦胧诗的整体式隐喻，经过“第三代”诗人的弥散式话语方式、“自白式”的感情抒发，再到语感式、口语化的诗意表达，直到今天，出现大量的贴近内心气息、体现个体性情的创造性诗语运用……

这可以看作是汉语诗歌的复活节真正到来的前奏。而对日常生活的钟情与厌倦、热拥与孤独、厮守与逃离、依赖与自救等一系列悖谬式生存体验，正是催生诗歌语言不满现状、时时自新、焕发无穷魅力的强大动力源泉。

如何为日常生活重新命名

是的，接下来就要说到，日常诗意之于女性诗歌并非都是美好的、令人留恋的。与日常现代性的日趋发达紧密相伴的，往往是关乎精神整体的虚无症和危机感的滋生。回归日常经验，姿态向下、向内转的诗歌创作在洞悉生活内里的精彩与隐秘时，也很容易产生坠落感——这里主要指年轻的女性诗人们：身体揭秘(下半身写作)、碎片体验、即兴叙述、癫狂造句……“经验个人”的相似性，格式化的生活，最终导致独异个体的无以确立。郜元宝在《从“寓言”到“传奇”》一文中曾对当下精神生态作过一番剖析：“一切都委诸个人，衡诸个人，这是个人的确立，也是个人的膨胀：个人承受无法承受的原本需要集体和时代来承受的问题，结果不仅把问题缩小，甚至根本拒绝了问题。与此同时，如此承受着的个体也将自身的真实性扭曲了，他们轻易地就成为解释一切理解一切处理一切承受一切的先知式的虚幻骄傲的个体。”

那么，如何超越“经验个人”？我们想起艾德里安娜·里奇著名的观点：“写作即重新命名”。她曾告诫：“如果想象是为了超越和转换经历，那么它必须对也是你自己的现实生活提出质疑、挑战，考虑到其他的可能性。”就连“自白派”先师普拉斯也说过：“个人的经验不应该成为一个封闭的箱子，不应该是像一面镜子似的自恋体验。它必须与某些普遍的东西有内在的联系。”今天的女性诗歌像一束七彩的炫光，业已照亮了长期被遮蔽的日常生活，这意味着一种有生机、接地气的女性诗歌生态初步形成。而在此基础上，如何为日常生活重新命名，如何进一步向日常经验内部掘进，揭示生活纵深处更深的秘密，叩击其中与灵魂深刻关联的存在本相，关怀个体经验中隐没着的普遍矛盾与困境，探求自我与集体精神困境的超越可能；同时，积极建立并保持心灵向上的精神维度和向内的批判锋芒，这意味着女性诗人尤其年轻一代，还需要与日常生活之间展开依旧漫长且不断深入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