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王蒙的写作是跟风 难称思想家

其一，如果赵君说，他认为巴金和王蒙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我不会反驳，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他说的是“声望最高”，声望乃众人造就，非一人所能托举。

其二，赵君说，这位红色履历的作家获得诺奖是中国终被西方承认的标记。这是什么逻辑呢？西方是一个单纯的整体吗？诺奖能代表西方吗？一个作家能代表国家吗？再往深说，承认红色才是承认中国吗？

其三，赵君所赞同的汪应果教授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反思，乃至深度的反思，都不需要某种资格。如果说，不亲身加入某个社会实践就不具备反思这项实践的资格，那么就只有资本家和工人，恐怕首先是资本家，才有反思资本主义的资格；有这样资格的可以是恩格斯，却绝不是马克思。反省一桩事物，内部的人有其优势，外部的人也有其优势，身临其境的一代有其优势，后一代人也有其优势，文学家有其优势，哲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也各有各的优势，乃至反省一国的历史无法排斥外国人，说不上谁最有资格。深度当与资格同理。反思的资格与深度都不可能被某种角色垄断。窃以为，成就反思深度的是胆识：即勇气和智慧，而两者是关联的。从履历论证一个人的反思深度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具体到王蒙这个人，其反思是否最具深度呢？笔者大不以为然。

刚巧，赵文发表前不久，王蒙接受《南方周末》（2013年12月12日）记者的采访，其中的一段自白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王蒙在“文革”十年的中后期的心态与写作动机：“我看到了《艳阳天》、《创业史》，我不糊涂，也想改变我自己的命运。写这个小说前，我细心研究琢磨了当时大红大紫的浩然、柳青，分析了他们的小说的框架、结构、手法，后来写的《这边风景》。小说的故事框架尽量做到符合当时的政治的命题，或者称之为命题作文。”

反思是个体的思想活动，思想与言说未必一致，在环境的压力下一个人的思想有可能比他的言说丰富和深刻许多，但无奈他人只能从某人的表达判断他的反思内容和程度。另一方面，我很同意胡平当年的一个说法：控制了人们的表达就是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表达的怯懦，久而久之，多半会蚕食一个人思想上的勇气。行动上的随波逐流常常影响到一个人思想上的随波逐流。

王蒙的自白说明了他那时的写作是“跟风”。我不怀疑他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会有自己的反思。但是一个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跟风”、努力步浩然后尘的人，怎么可能会全身心地执著于自己对当下的反省呢？执著的反思者纵使稀少毕竟存在，比如赵树理和顾准。赵与王同为作家，顾与王同为少共出身，与他们的反思相比，王蒙难望项背，遑论深度。他说写作《这边风景》是“命题作文”，这是含蓄地为自己开脱。谁为你命题？恐怕江青、张春桥都忘记了边地的小王，恐怕新疆宣传部的干部是不敢起用这位摘帽右派的。一句话，那完全是自愿上阵。那个时空下粉饰错误路线者甚多，后人可以理解，但“命题”和“自愿上阵”是当事者自己不该混淆的。汪曾祺写《沙家浜》，冯友兰、周一良写梁效文章是命题，王蒙的《这边风景》是自愿上阵。

王蒙自白中令我如鲠在喉的一句话是“我不糊涂，也想改变我自己的命运”。你尽可以说后半句，但不该说前半句。难道舍弃了个人命运，往小了说忠于自己的理念，往大了说为了民族的命运的那些人，赵树理、顾准、遇罗克、张志新，都是“糊涂”。我在2003年批判《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收入拙作《被动吸烟者说》）中说大众贪生怕死是正当的，同文中我论述了英雄的存在价值。我们可以走自己的犬儒道路，但作为一个智者至少该保有分裂人格，知行不一、行犬儒路的同时敬重英雄，不敢美其名曰“我不糊涂”。

《这边风景》完稿后中国发生的剧变，令王蒙收起了稿子。如果这稿子早些时日发表，王蒙日后必难翻身。收起这篇稿子后，他迅速变形，开始其另一种写作。我不怀疑后一种写作更多地符合其内心认识，但另一方面我看到了他的基本人生态度，作识时务者，作与时代合拍的人，至少是不唱反调的人。这真的没什么。我只想说，这样品格的人绝难成为深度反思的人，不可能是民族的思想家、顶级文学家。

我没有看过《这边风景》，这影响不到以上言论，因为上述全然不涉及这本书。我觉得出版这本书是好事，有多维的价值，帮我们认识王蒙和他所代表的那类人，且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那个时空的面貌。以王蒙的才能，同样戴着镣铐跳舞，可能跳出其他镣铐者跳不出的舞姿。但若说一个一辈子跳镣铐舞的人能跳出世界波，那就是嘲笑真正伟大的舞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