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十洲：互联网时代时间都去哪儿了

因为，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冯小刚导演安排的两个节目——《时间》和《时间都去哪儿了》——发出了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最深刻的审问：“时间”是什么，都去哪儿了？

时间是什么，去哪儿了？

在我眼中，马年春晚之前，冯导小刚是一名“社学心理学家”，总是能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和社会痛点，进而拍出“合时宜”的电影（除了《一九四二》），但在马年春晚之后，他摇身一跃而成了一名“哲学家”（半戏谑半认真）。

冯小刚通过把小彩旗的旋转与整场春晚节目进行时间并置，构造了一个“并置时间”——以让我们体会“时间”是什么？

很多人可能会说，时间是一种生活事实，不值得思考，也无从思考。但是，“时间”问题已经成了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其在国内的翻译叫做“时空社会学”。对此，我们不必多说，还是回到“时间女”小彩旗吧。

首先，我们不妨做一个思想实验。我们在脑海中想象一下：步骤一，把小彩旗的旋转从整场晚会中抽离出来，放到另外的一个空间中；步骤二，在脑海中再一同观看小彩旗的旋转和整场春晚，前者恐怕没有人能连续看上4个小时，即便转者不晕，看者也晕了。

那么，我们会获得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至少于我而言，我获得了这样一种认知：如果不存在变化，时间则没有意义，也就是说，如果春晚舞台上一个一个的节目，代表的是一种内容序列上的运动和变化（丰富性和自由度），那么，小彩旗的旋转则代表的是内容序列上的静止和停滞，“时间”在小彩旗的第一个旋转周期之后失去了意义。反过来说，惟有“变化”才会刺激人们的“时间知觉”。当然，关于“变化”这个词儿，我们还需要区分究竟是表面上的，还是实质上的。

那么，我们便有了两种时间感，一种是如小彩旗的旋转那样的“同质的相继”，作为“量”的时间；一种是如春晚节目的次第那样的“异质的延续”，作为“质”的时间。例如，我们经常听到的抱怨“生活每天都是这样，感觉在坐吃等死，没有一点改变，没有一点激情”，其实表达的是在作为“质”的时间的意义上“生命已死”。

“量”的等同是时间的伪装，在“质”的意义上而言，时间并不是同一性的，而是多样性的、个体性的，这就引入了“时间价值”的概念，也就是说，每一个生命、态度和价值等都在各自的时间轴中运动，它们在时间延续、节奏以及被过去决定或者被投射到未来的程度等方面各有不同。当然，人类社会为了应对各种状况，不得不在各种层次和程度上采取共同行动，那么，钟表成了现代社会运转的最为基本的组织工具。不同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时间，表现为精确的数字标识的钟表时间往往具有近乎魔法般的力量，它强迫人们与之步调一致，例如，伦敦、东京、纽约和新加坡的大金融市场不就是借助钟表联系在一起的吗？体现为个人生命的“质”的时间（“私人时间”）与体现为共同行动的“量”的时间（“公共时间”），不仅不可能总是协调一致的，而且在大多数时候是不可调和的。人们期望在日常生活中混在一起的私人时间和公共时间有更合理的分配模式，这可以说是现代人面临的基本困境和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人们常说的“现代性焦虑”的重要内涵。

互联网时代：时间效用如何最大化？

一百多年前，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气质》说，中国人“缺乏时间观念”，尽管有人不舒服，但却无可争议，因为这是“停滞的帝国”的一个必然后果，那时候，中国人最不缺的恐怕就是时间，懵懵懂懂，浑浑噩噩。

不过，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了，其可以说是“变化”的同义语。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自由度——尽管局限于特定的范畴——在以超出任何人预期的速度增加，其必然后果之一便是中国人的时间观念的增强。尤其是互联网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后，购物叫作“秒杀”，“微博”催生出“秒报”，恋爱叫作“速配”……中国人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节奏”感。

当我们的时代口号从“时间就是金钱”转换为“时间都去哪儿了”，这表明中国正进入一个需要“时间管理”的时代。按照工业社会的生产逻辑，时间和金钱是平等的，时间属于稀缺商品，在互联网时代，时间被赋予了动态加速的能量：时间成了不断加速的创新的一部分，其表现为未来的消失和现在的扩展，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传统标识和分界不再是普遍有效的了，建立在现代通信技术基础之上的新的时间模式（“多重时间模式”）取代了时间的线性模式。那么，当下流行的热词“互联网思维”，表达的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时间策略”，例如，小米手机实际上玩的是一种“时间游戏”。互联网带来的是“免费午餐”，但却是代价高昂的——每个人的“时间轴”成了兵荒马乱的战场、商家必争之地，例如，百度搜索是免费使用的，但我们不得不忍受其“夹带私货”——将竞价排名的商业信息强行塞进我们所要搜寻的信息序列之中，以争夺我们的注意力和时间分配。

“每天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这是当下的“社会痛点”。“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那么，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如何更好地使用自己的时间储备抵制时间压力，如把时间的效用最大化呢？这既是“时间社会学”的核心主题，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所创立的“时间经济学”的中心课题。

当然，时间的个体性内涵本身表明了，不可能有一套一劳永逸的“放之四海皆准”的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时间配置方案，那么，这个问题最终解答还是要回到每一个具体的生命历程中。不过，赫尔嘉•诺沃特尼在《时间：现代和后现代经验》中的建议还是值得记取的：时间一向都是一个战略性的概念，“重要的是要知道学习社会背景的时间架构和节奏，这些才是在社会中决定时间安排的规则。只有在快速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和学习缓慢，只有在时间限制的背景下才能超越时间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