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评论家,张清华是幸运的,他的整个专业学习过程,正逢“新时期文学”高潮迭起的阶段,新的流派,新的风格,新的创作,不断给人带来惊喜。
翻开过去百年的中国历史,前后共发生过两次大的启蒙运动,一次是“五四”,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每次都是以文学的突破为起点,可遗憾的是,每次维持的时间都不超过10年,如此匆匆,使启蒙很难把根扎得更深、更广。而在许多人看来,“新时期文学”一度辉煌,今天很多年轻人向往那个时代。对此,张清华有更深入的思考。
我不认为80年代文学有多好当时起点很低
问:“新时期文学”一度辉煌,今天很多年轻人向往那个时代,您觉得那时幸福吗?
张清华:人到中年后,你拥有了一些东西,但永远失去了青春,自然就怀念当年,就像你吃多了大鱼大肉,自然就会想野菜和窝头的味道。但要历史地看,让你回到只吃窝头和野菜的年代,恐怕没有人愿意回去。就算有人愿意用富有的中年换取你贫穷的青春,这可能吗?谁都无法返回历史的现场,只能作为一种回忆。
至于说到文学,我并不认为1980年代文学有多好,当时起点很低,直到1980年代中期先锋文学诞生,才有像样的文本,之前文学是很幼稚的。
单纯从美学的角度看,1980年代前期的文学乏善可陈,但它推动社会进步,给公众以认同感,这个功能的确是后来再好的文学作品都无法承担的,那是历史决定的。
中国人值得反思的“习惯性作恶”
问:我们这个民族如何对待历史?
张清华:如何对待历史可能是每个民族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的民族处理的比较好,有的民族处理的不够好。“文革”期间出现的那么多悲剧,难道是一个词语造成的吗?那是有多少人亲自参与,可这些人从来没有做过真正的自我反思。
我们这个民族在对待历史、处理历史时,不是通过反思完成记忆,而是通过对历史罪责的推诿,实现遗忘。所以我们总是觉得历史像烙饼一样翻来翻去,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根本不清楚。而只有个体参与历史认知,才能够获得是非感,获得真正的与你个人有关的一种历程,这样才能正确对待历史,才能够正确对待现实。
如果找原因,原因肯定很多,但没有巨大的宗教背景,跟这个可能有关系的。
问:可很多当事人不认为自己曾经参与过作恶。
张清华:我在乡村长大,我们看到一只狗,我蹲下身子时,它就会嗖的跑开了,为什么?狗的本能反应是我要抓石头打它,可我在希腊,做同样的动作,面对你的狗突然就松驰下来,狗的反应是一种无意识,这种无意识体现了人对待它的态度。
我们从孩子开始起,看到狗就要抓石头,要虐待它,小孩看到人家的车很好,拿个东西就划了,这都是无意识的。比如说你会去无意识地划人家的墙,我们小的时候也是这样,拿着砖头,人家很好的石灰墙,就从东往西或者从西往东给它蹭上一道痕迹,这都是无意识的。
这些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文化内部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的反思是有效的,如果说从宏观上去反思,我觉得可能不具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每个人从细节来反思这种自觉意识,意识到这种冲动来自哪里,要找到他的根基,我觉得这样可能就是有效的。
中国作家批判集权与暴力的作品汗牛充栋
问:经历了“文革”的挫折,很遗憾在我们的文学中却没有充分反应出来,缺少一本伟大的小说来写出这一切。
张清华:你这个结论可能不客观,有点武断,事实上写“文革”的作品非常多,比如余华《兄弟》的下半部,为什么人们感觉写的还不够,这里面原因很多。一方面取决于我们大的文化环境,另一方面,作家闪烁其辞,很难正面全景地介入。但是中国作家通过其他方式揭露或者是批判集权与暴力的作品,可以说是汗牛充栋。
我举个例子,莫言的《檀香刑》,写的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它写了义和团的悲剧,写了老百姓对现代文明的简单排斥情绪,写了清政府利用百姓的民怨,纵容他们去屠杀。
你觉得莫言写的不深刻吗?非常深刻。你可以把这个悲剧投射到所有的历史情景当中去,我觉得中国当代作家所书写的还是蛮深刻的,就看我们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