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生人作死别 恨恨那可论

我在父亲去世后写过下面这段话：父亲去世给我的真实感觉并不是我送走了他，而是我们一起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他送我到一个地方——那也就是他在这世界上的最后时刻——然后他站住了，而我越走越远，渐渐看不见他了。

我的母亲也去世了。

父亲九十岁冥诞那天，我住在日本高野山一处“宿坊”里。夜晚寂寥，浮想联翩：父亲活到现在刚满九十岁，而他去世已经十八年了。十八年是多么漫长，这十八年里发生了多少事情，十八年前去世的父亲离我多么遥远——遥远到我已经接受了他去世的这个事实。父亲在我心中，已经与笼统的、一般的“死”联系起来。这也就意味着，对我来说父亲真的是一位故人了。虽然回忆起他，音容笑貌仍然浮现眼前。相比之下，母亲的死给我的感觉仍然是单独的“死”，是“这个人”的“死”，我仍然在体会已经不存在了的她的感受、想法和心境，我还没有离开“她的世界”。回过头去，我还看得见她。

有一次去看话剧，忽然悟到：父亲去世，我的人生第一幕结束了；母亲去世，我的人生第二幕结束了；那么现在是第三幕，也就是最后一幕了。父母都不在了，对我来说，我出生之前的岁月好像尽皆归诸虚无，很多历史的、背景的、亲缘的关系随之消失。当父母之一活着时，我还感觉不到这一点。

这念头使我悲哀——为父母，也为自己。

那个夜里，接着大哥报告母亲病危的电话，我和姐姐赶到医院。走进病房，看见母亲在病床上大声捯气，我想到《庄子》讲的“竭泽之鱼”：“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可是母亲得不到那个“相与”者了，她独自抵抗不了死亡。呼吸、血压、心跳相继衰竭。我一直握着她的手，她的体温倏忽丧失，手变凉了。我再也没有母亲了。

这是我平生唯一一次亲历一个人从生到死。后来我读内山完造作《临终前的鲁迅先生》，其中写道：“先生的额头摸上去还是温热的，手也是暖的，可是已经没有了呼吸，脉搏也停止了跳动。我一只手握着先生的手，另一只手轻轻地搭在了先生的额头上。渐渐地，我感觉到手下的温暖慢慢地退去了。”不知是否人各有异，但我母亲的确不是这样的死法。

两天之后，我们护送母亲的遗体去殡仪馆火化。

遗体火化之后有个“拣骨”仪式，每位亲属用夹子将一块骨灰放进骨灰盒的丝袋里。我的外甥没夹住，骨灰掉在不锈钢盘子里了，啪嗒一声。在白色的骨灰里，有一大块黑色的东西，那是个人工股骨头，是母亲一年前骨折做手术时植入的。不知道它原来就是这种颜色，还是被烧焦了。看见它，比看见母亲的骨灰更让我受到震撼。原本这是不可能看到的，看到它只能是在母亲死后，甚至是从这世界上消失之后。没有比这更让我确认母亲的死了。看见这个东西，还让人感到是暴露了死者非常隐讳的秘密。殡葬工边用铝勺将骨灰压碎，边说，这人工股骨头不要了罢，我们会深埋处理的。

葬礼——向死者告别。实际上所告别的那个对象已经走了。只要活着，就还是“我们”；死则是死者一个人的事。

世上什么事情都没有结论，唯独死亡是结论。然而死亡本身也许还需要一个结论。

母亲去世不久，圣诞节到了。家里收着一封寄给她的贺卡。信封带点淡淡的黄色，很温馨，上面写了寄信人的地址姓名，是她小时候的一位朋友。我把信封放在母亲的遗像前，没有拆开。几回想到应该去信通知一下，但一直没有写。虽然我也知道，这是很失礼的。

此其我想到加缪的《局外人》，好像多少能理解主人公默尔索了。大家对他的印象总说是“冷漠无情”，也许并没有注意到，这是一篇默尔索的第一人称小说。作为不得不面对陌生听众的叙述者，也许他压根儿不愿意讲“今天，妈妈死了”这类事情。我是你们的“局外人”，因为你们不是我的“局内人”。强使之言，也只能如此。

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讲述的一个故事与此性质相当，虽然当事人的表现完全两样：“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阮籍的举止有违理法，司马昭却不拘表象，看出他“毁顿如此”——也就是什么都顾不得了，理解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