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新民：法籍“老北京”的故乡情结

在华新民的第二故乡——法国，作家雨果写过一篇名为《向拆房者宣战》的文章，谴责路易、菲利浦时期对古建筑的大肆破坏。雨果的反对理由是：“为了法国还是法国！”现在，华新民在自己的第一故乡——中国，以柔韧和坚强，捍卫自己从一个中国人身份出发的坚定信念：“保卫北京的胡同，为了中国还是中国。”

法籍“老北京”的故乡情结

1954年，华新民出生在北京市东城区米市大街附近的无量大人胡同18－20号院。那是一座由她祖父华南圭亲自设计的带花园的宅子：平房，房顶铺着合瓦，墙上刻的是讲述《三国演义》故事的砖雕，外加一幢一层半高的中西合璧八角宅。

华新民的祖父华南圭生于江苏无锡，是土木工程界及建筑工程教育领域的权威人士。1904年，他被公派到法国巴黎土木工程学院学习，成为该校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后来在巴黎娶了一位波兰女子为妻。1910年学成回国后，担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等职务。抗战期间因拒绝为日本人做事回法国，直至1946年回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前身——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总工程师。

“那个时候我爷爷有机会便想怎么为中国人争气。”华新民很自豪地说，“比如大家都知道茅台酒在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过奖，可是，其实在那届博览会上获奖的中国展品还有很多，其中就有爷爷筹备的中国交通类展品。那可是中国首次正式参加国际性的博览会！”

华新民的父亲华揽洪生于北京，16岁即赴法国生活，学习建筑设计，后来娶了一位法国女子为妻。1951年夏天，为了参加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华揽洪毅然抛弃了自己在法国已卓有成就的事业，携全家乘船回到北京。如今北京市儿童医院以及崇文区幸福村——北京第一个全面配套的住宅小区的设计，都出自华揽洪之手。华揽洪也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撰文，反对建筑上的铺张浪费和极力主张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

父亲华揽洪小时候曾居住过的19号院，后来租给了北京市委。附近的梅兰芳故居，当时已经成为外交部的宿舍。而他们一帮孩子却毫无顾忌，成天在胡同里挨家挨户地串门玩耍，不到饭点儿从不回家，下雨或下雪都能找到乐子。华新民在家对面的西堂子胡同上了幼儿园，后来才知道那里是左宗棠的故居。升入史家胡同小学后，一写完作业她就会搬个板凳靠着门墩，看门外人来人往——对她来说这是一种享受。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法还没有建交，她家的小院就是北京开向巴黎的一个窗口，很多法国朋友都在家中的大枣树底下领略了胡同和四合院的美丽。但她对故乡的美好回忆，到1966年戛然而止。

10岁那年，因为要修缮老房，华新民搬进了母亲位于南礼士路的单位宿舍。之后的两年，她常常会回去看看已经空置的老屋子。后来，红卫兵冲击了无量大人胡同（后改为红星胡同），她就很少回去了。当时的情况是，很多四合院都被房管局“接管”了，老街坊们连家里的老照片都烧了，留一张被发现就可能带来“杀头的后果”。

她总是不愿再谈起那十年。曾经照看过她、那时候依然住在胡同里的老阿姨告诉她：院子里那棵芙蓉树，正是开花的时候，被红卫兵用烧得滚烫的沸水给烫死了，粉色的花瓣落了一地；而华新民儿时经常抚摸的那几块刻着《三国演义》故事的砖雕，也被砸得粉碎。

华新民念念不忘父亲“数树”的故事，华揽洪在60年代初期，觉得北京的树很多很好，就在胡同里走了约一年，把每条胡同里树的数目与位置记录下来，交给北京市政府。这种老实而执拗的工作方式后来至少遗传给了华新民。华揽洪还做了中国加入国际建筑师学会的媒介，并为北京设计了世界上第一个自行车与汽车交叉行驶的建国门立交桥。当然，他并没有想到后来暴增的汽车竟挤没了自行车，种种以汽车称霸的立交桥密布京城，成为他女儿所反对的城市发展标志之一。

华新民的家族与中国建筑规划界有着很深的渊源，但她否认自己参与胡同保护与此的必然联系，她说她更多的还是出于私人感情。虽然长着蓝眼睛、高鼻梁，华新民却喜欢称自己为“老北京”。小时候她到护城河里游泳，在胡同里打乒乓球，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充满于她的童年记忆里。

“我其实从小就不喜欢被人注意”，华新民淡淡地说，“我其实特别想做个普普通通的人，湮没在人群中，跟大家一样平淡地生活着。”对于北京的美，华新民有着自己的理解和领悟。在华新民的记忆中，北京胡同里度过的那段童年岁月，是异常美好和幸福的时光。1997年前后，当这一切都要在推土机面前大规模地土崩瓦解的时候，华新民是何等痛心。或许从最初她就没有计算自己成功的可能，只是奋不顾身地去阻挡、去保卫。

胡同捍卫者的艰难战役

1976年4月，华揽洪携妻子和儿女坐上了前往西伯利亚的火车，花了八九天的时间，经苏联举家迁往法国。移居法国后，日益繁华的巴黎，让华新民愈发怀念她的北京胡同。

上世纪80年代，华新民随丈夫在香港旅居数年，并在那里生了两个女儿，但她说自己太不适应香港的高楼大厦。90年代初，她再次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北京。那时，丈夫在一家法国驻华公司工作，而她全身心都放在女儿身上，闲暇时间做些翻译工作，生活过得很从容。

就在华新民尽情地享受着北京的一切时，1997年，推土机的轰鸣声打破了她安宁的生活。随后的数年，北京的胡同如多米诺骨牌一样成片成区地倒下。“这完全是一种强烈的感情在起作用。”华新民说，“我觉得我不能眼看着一个独特的北京城毁灭，变成世界上随处可见的那些平庸的现代都市。”

“保护胡同”最后主宰了她的生活。她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全与胡同有关。这无关于谋生，也并不会让她快乐，但对胡同的情感和责任感让全职妈妈转身成为捍卫胡同的行动者。

华新民找到北京市规划委，询问为什么要把有着如此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四合院拆毁。规划委的人说，那你说哪些该拆，哪些不该拆?于是华新民就买了一张北京市详细地图，一块块撕下来，顶着烈日，骑着车在东城、西城胡同集中的地方，一条一条胡同、一个一个院子地察看。她用不同颜色标出已拆和正待拆的地方，说明状况，表示为什么都不能拆，跑了几个星期，抱了一大堆图样送了过去。最终却石沉大海。

她几乎每天都出现在即将消失的胡同深处，每一座院落的拆迁现场就是她的“战场”。那些长期生活在胡同里的大妈大爷都认识她，只要见到她，都会请她进屋，让她看看自己的房子能不能被保护下来。

拆曹雪芹故居是华新民做梦都想不到的，听到这个消息她立即去找主管拆迁的副区长，他说：“我只是一个兵，当官的命令我拿起枪，枪已经举起来了，我不得不开枪。”华新民建议：“曹雪芹的历史地位与法国的雨果一样，为什么不把这个文化遗址做成北京旅游亮点呢？”然而没人听得进去，照拆不误。

新鲜胡同69号院遭遇拆迁，她得到消息后匆忙赶到现场。一进院里，就见民工们进进出出往外递砖，北屋屋顶上站着三个拆迁工，屋瓦已经全都揭开，堆成一堆一堆的。屋里一个拆迁工正在拿大锤在墙上敲着，发出很大声响，一个穿瓦蓝色夹克的中年男子正站在院子里大声指挥这一切。华新民着急地冲上去，“谁让你们拆的，不知道这是539个宣布受保护的好院子中的一个吗？赶紧叫他们别拆了，快停，停手！”蓝夹克一见华新民就面露讥笑:“哟，您又来了！”一面马上打手机，叫着“有情况，再多叫几个人过来，快点，听见没有！”而屋顶屋里的拆迁工动作更快了，原来整齐堆放成排的屋瓦被大摞地直接扔下来，在地上砸成碎片。华新民一脸苦笑着自嘲:“我发现我以后还是别出现在拆迁现场，我一出现反倒拆得更快了。”

虽然困难重重，但华新民依然奔走在胡同拆迁的第一线。“我去过的那些院子就跟我的孩子一样，所以，怎么能够忍受孩子被夺走这样的事呢?有时候看着院主人哭，我也跟着一起哭。”

漫漫维权路上的坚守

就在华新民为留住别人的院子四处奔走的时候，没想到“厄运”会降临到她自己头上。2005年2月的一天，华新民闻讯赶到自家的旧宅时，几个手拿镐头的民工正在拆房上的瓦。两座宅院，还有旁边一座在“文革”中被拆毁的宅院，是华新民的祖父华南圭1913年亲自为家人设计的，并且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签发的房地产证。

“我第一次以房主的身份站了出来。我忽然间比任何时候都更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拆毁’：每砸碎一块砖，每揪断一根木头，都像直接砸在我的心窝上一样难受。”一瞬间，她的家园就变成一片废墟。

父亲华揽洪一纸诉状将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和开发商告上了法庭。93岁的他无法亲自诉讼，华新民就成了父亲的诉讼代理人。当自己亲身经历了种种交涉和诉讼，掌握了很多第一手侵权证据后，华新民开始意识到，仅从人文情感上单纯地守护建筑群是阻拦不住的，应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对法律、法规和政府行政行为的关注上。

与老街坊们聊起老胡同的时候，大多数人首先谈起的是红卫兵，然后话锋一转：现在的拆迁队，可比当年的红卫兵还要狠。它挥舞的不是红宝书，而是拆迁令。那时有房产者就有罪，红卫兵冲进四合院，把私房主打得皮开肉绽甚至当场毙命。遍及北京的私刑让房产主闻风丧胆，只能被迫把房子腾让给造反派或者无房户，自己全家挤到一间背阴小屋中，或者干脆就被轰出来流离失所。

在华新民看来，“文革”中遭到的迫害对年事已高的私房主影响很深，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不大懂得怎样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也不会上网写出自己的遭遇，以获得舆论的关注。同时，他们近年的大部分起诉要求也都被拒绝，到现在都没能在法院立案。

维权中遭遇的屈辱和磨难坚定了华新民维护法律尊严的决心，她开始自学法律知识，并将传播法律知识当作第一使命。“因为我相信只有法律受到其应有的尊重的时候，才不再是一纸空文，而它赋予私房房主和每个公民的权利也才不是海市蜃楼。”

2005年起，华新民除了继续发表文章、接受访谈和给政府部门写信，也开始办讲座、开博客，把自己活动的重点放在普法上。

华新民力争让更多历经“运动”的私房主了解自己对土地与房屋仍持有的权利，也力争让社会了解历史真相，以正确解读今天。她告诉人们，中国法律在1949年后依然有保护私人房地产的明确规定，50年代政府给北京和全国城区私房主换了新的房地产证，就是私房主合法拥有房地财产的永久凭证。“文革”时期大规模发生了对实际居住权的侵犯，“文革”之后中央政府已明文要求清退私房。1995年国家土地管理局出台法规表示，目前中国城市土地性质除自“出让”和“划拨”取得以外，还有属于自祖上继承下来的第三类。

“房随地走。”房地产为自然一体的道理，在华新民深入浅出的文章中清晰显现。华新民说，人有国籍，地有法律规定的地籍，私宅宗地是受现行法律保护的，地方政府不可不经征收就卖给他人。有法不依，才是北京胡同消亡的真正原因。

华新民写了《从源头上守护公民土地财产权》一文发表在《南方周末》上，开篇就写道：“一位住在‘保护区’里却时刻保持着警惕的世家老人说：我生长在一座几千平方米的大宅院里，现在只剩下一张三平方米的床，我只求在这张床上安静地睡下去，请告诉我有没有这种可能？”华新民在文章中告诉惶恐不安的“老北京”们：去国土局把您的土地证要来，它证明了你的土地财产权。几年后，她又进一步明确，必须要归还“文革”中扣在房管局里的那个《房地产所有证》，包括原始地籍图。

四年前，她在发现了50年代刊登四合院产权公告的老报纸后，组织了几位志愿者，一起把它们制成电子版并发布在网上（www.hutongren.org)。这些由政府发布的公告一方面构成了产权证据，另一方面也帮助一些因社会动荡而失去房产线索的房主后人，找到了自家宅子的具体门牌号码。

三年前，她在新浪注册了“华新民微博”，把她的展览搬上了网络，既有以祖宅主人为核心的新老四合院照片，也有连很多律师和经济学家都没有见过的五六十年代《房地产所有证》、《房地产税收款单》等。这里更是她普及法律知识、普及常识和讲道理的平台，包括传播自己已在内地纸媒上发表的文章，如《中国城市土地所有权的梳理和追问》等。她揭示私人土地产权的真相，既是为了维护众祖宅主人的尊严，也是为了说明地方政府把历史城区的土地“出让”和“划拨”给开发商是违法的，其目的还是为了留住已经所剩无几的故乡，自己和别人的故乡。

因为受她感动而决计投身制作四合院复原图的郑希成认为:“最后的北京城要是保护下来了，应该给她塑个像。”为美术馆后街22号院辩护的律师吴建中也说:“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屡战屡败，我们都有些心灰了，不知道她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凡是与胡同有关的任何事，她在任何时候都不知疲惫。”

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

从2002年开始，华新民约上摄影师朋友调查胡同现状，一起挨家挨户地敲门，给四合院拍照。北京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等区的57条胡同112个院落，华新民全都抢在推土机前，用镜头记录下来。一共200多幅完整的四合院照片，她把它们装订成册，送给了北京市政府，上面悲壮地注明:所有这些院落，都是即将被拆掉的。她要求把它们保护下来。

华新民的信、文章与图片一直到达了中央上层，北京胡同在2004年全面暂停“危改”与此有关。之后2005年新制定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要求“旧城整体保护”也与此有关。虽然由于利益集团的力量过大，胡同的“危改”在一年后又东山再起，新总规中关于旧城整体保护的这部分内容也没有得到执行，但华新民的心血毕竟没有完全付诸东流，因为在她的影响之下，社会上的保护意识越来越强，“拆”字在人们的心目中越来越是个负面的字眼儿了。

有华新民“抗拆”足迹的胡同遍及北京城，10年来这个数目不断增加着，就如同胡同数量一直在减少一样。华新民最初的直接战果有：促使政府首次进行“保护院落”名单制定，南小街拆迁项目中保留了新鲜胡同的一段；东城三眼井地区项目被搁叫停，东四八条的拆迁许可被撤消；西城民族宫对面一片胡同被定为保护区，等等。

华新民成为民间古城保护人士的代表，她在2002年被《三联生活周刊》评为年度人物；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的50个公共知识分子”之一；2008年被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评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十大杰出人物”。

华新民在2009年出版《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书中不仅流淌出对古都的眷恋，描述她对“老北京”的爱以及面对一片废墟的唏嘘，而且对于现行中国式城市规划提出了批评。她认为不应该在老城区的土地上进行重新规划，而应小心翼翼地修缮，且修缮主体应该是院落产权人，除了公共通道和市政由政府来负责。她表示，目前产权人的权利被侵犯，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被轻蔑，宝贵的耕地被践踏……如果没有土地权利的稳定，一切呼吁都是徒劳的。

在华新民等人致力于保护胡同的同时，也有学者积极主张拆掉以胡同为代表的旧北京城。他们认为，北京的老胡同，实际也是贫穷落后的象征，而向往美好新生活的人不会留恋胡同。但华新民反驳道：说这种话的人好像根本没见过1966年“文革”之前的真正四合院，那是最舒适的生活了。现在的这些“大杂院”都是仍然被侵占的私宅，是“文革”后至今没有清退的那部分院落，以曾被房管局强行管理的私有出租房屋（即“经租房”）为主。侵权状态一旦结束，真正的主人回到自己家里，破败“大杂院”自然会回归为充满美好生活的四合院。

华新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再强调，自己并不是反对现代化。她说：“其实可以这样说，我所反对的是根本不能称之为现代化的‘伪现代化’。在我看来，现代化不是指拥有汽车、马路、高楼，这是对‘现代化’几个字的天大误解。现代化是一种意识，一种以人为本的意识，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保护意识，这是当今文明世界的主流意识。”

十几年来，数千条北京胡同被消灭了，而华新民抗争着的娇小身影，却依然穿越在胡同与废墟之间。她很想能找到一个漂亮的四合院，将它办成一个博物馆，在里面长年陈列四合院和与其相关的照片等，让每一个参观的人更直观地感受到现在这种“伪现代化”如何在毁灭历史文化，又如何令民众受到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