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童话进入中国的100年里

20世纪初，中国正面临内忧外患，几陷亡国境地。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高涨。

梁启超等人倡导通过引进西方小说改进中国国民性的“新民运动”，并逐渐认识到儿童教育对于国家民族兴亡的重要性，主张引进新式教育，提供新的儿童读物。

1903年，周桂笙受此感召，将格林童话英文版中的《大拇指》等6个故事翻译成了文言文版本，收入《新庵谐议》一书中，此书也成了格林童话最早的中译本。

在这一轮“新民运动”掀起之前，受上千年封建教化影响，中国孩子一直不被当成“孩子”，而是被当成“小成人”来培养，读物多是充满教化意味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等。

那时的中国人还没有童话这一概念。周桂笙也只是把格林童话作为一种西方短篇小说引入。但无论如何，童话的光终于照入了中国孩子原本被圣贤、求仕之书占据的世界。过去“父为子纲，长者本位”的思想慢慢松动，“儿童本位”的观念开始萌发。

之后，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加入了童话翻译的行列。1909年到1920年间，由孙毓修、茅盾和郑振铎编辑出版的系列丛书《童话》宣告了中国“最早的儿童文学读物的诞生”，其中收入了8篇格林童话。那时很多儿童都是看着这套童话长大的。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后来回忆说：“十几册商务印书馆的童话，是孙毓修先生编的。有许多字不认识，母亲就读给我听……”

1934年，中国第一个格林童话全译本出现，是由魏以新翻译的《格林童话全集》。

格林童话的传播，也激发了当时中国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张天翼1932年发表的童话《大林和小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故事和格林童话《三个幸运儿》的开头如出一辙，都是写穷苦人家的孩子在父母死后孤身出门闯荡社会。

然而有意味的是两个故事之后的发展截然不同，《三个幸运儿》里三兄弟把自己拥有的东西卖到了缺乏那些东西的地方，也因此发了财。这是一个符合商业逻辑的欢乐致富故事。而在张天翼写作《大林和小林》时，中国处于社会矛盾激化阶段，在他的故事里，童话也少了份单纯，多了鲜明的“阶级斗争”色彩。

“为了揭露旧社会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耻和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同时赞扬劳动人民为了追求光明而顽强不屈的斗争”，作家让故事里的大林和小林一个为了钱认了富翁做爹成了资产阶级代表，一个被迫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做童工成了无产阶级代表，也因此有了不同结局：大林后来到了一个遍地是财宝的富翁岛上，饿死了；小林奋起反抗打死资本家，当上了火车司机。

1949年后，受阶级斗争思想的冲击，格林童话命途多舛。有人如此批判：虽然格林童话写了“被损害者”的不幸遭遇，比如《灰姑娘》中遭受继母虐待的灰姑娘，比如《蜂王》中被兄弟嘲笑的矮个王子，但是最后那些来自不同阶级的“被损害者”只要善良都会幸福，“这是贩卖超阶级人性论：只要良心发现，幸福就会来临”。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儿童文学回归“儿童本位”，格林童话才重新焕发生机。1993年杨武能翻译的《格林童话全集》出版，成了1949年后从德语原文翻译过来的第一个格林童话全译本，这也是广受读者青睐、多次再版的一个译本。如今的80、90甚至00后，大多是看着这个译本的格林童话长大，再没有人去批判格林童话中写愚蠢的农夫是丑化无产阶级，写聪明的王子是给统治阶级脸上贴金，写农家女和国王结婚是宣扬与阶级敌人合作。

但这并不意味着格林童话不再受到冲击乃至颠覆。近年来，国内就曾出版过好几本内容雷同，书名不同的“成人版格林童话”，其中有白雪公主和父亲乱伦，爱上白雪公主的王子是恋尸癖等重口味的情节，让读者惊呼“毁童年”。

童话研究学者们纷纷出来解释说，国内出版的所谓“成人版格林童话”其实都是脱胎于日本人桐生操所著《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及其续篇《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Ⅱ》。而这并不是真正的格林童话，而是桐生操借格林童话之名，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

国内的“成人版格林童话”们很快被新闻出版总署勒令下架。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基于格林童话的二次创作，其实也提供给我们全新的阅读视角和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