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历史现场 总统之位为何“非袁莫属”

当越来越多的大众媒体开始制作历史专题，新闻人竟有了直接书写历史的机会。2011年的辛亥百年纪念，资深媒体人李鸿谷在十个月中推出五个封面报道，从袁世凯、孙中山、宋教仁等历史人物切入，辐射他们所处的晚清与民初舞台，所有的铺陈其实只有一个统一的主题：革命何以发生？李鸿谷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他想尝试用新闻的方法论，为历史叙述贡献更多可能。

新闻的优势是什么？重返现场的能力。那么历史的书写，可不可以也像新闻一样，带领读者重返曾经的现场，寻找当时当地丰富而未必为人所知的细节？这本书是一次尝试。它不是五个封面报道的简单集结，而是经过了扩充、调适，再以更合乎历史逻辑的结构重新安排。

慈禧究竟是延缓了，还是加速了清朝的倾覆？将清朝导入现代国家的路线，君主立宪派的康有为与革命共和派的孙中山竞争十多年，结果辛亥革命决定性的转折——武昌首义，却由与两者关联都有限的新军打响，这是为什么？孙中山为何要把革命的成果转赠袁世凯？重返现场，意味着理解历史的复杂。

大总统之位为何“非袁莫属”

仗打不下去了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由国外赶回中国，唐德刚在其《袁氏当国》里记述：中山初抵上海时，革命军正闹穷，当时谣传他带回华侨所捐巨款，足解燃眉。新闻记者也就以此相问，孙中山答曰：“余一钱不名也，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精神’耳。”中山的好口才虽能使听众大鼓其掌，然亦显示出，在这次联合推墙的众人之中，他除了声望之外，并无特殊政治实力。《胡汉民自传》则记录了另一则事实：当孙中山大总统宣誓就职后，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中央索饷。临时大总统朱笔一批：拨20万元济急。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此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10枚。

战争是需要资源的，尤其是资金资源，立国当然也是如此。

与革命军交战的另一方，袁世凯所部，粮草与资金，也未必好多少。交战期间，袁世凯给清廷的一道奏折上说：“库空如洗，军饷无着，请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充饷，以救目前之急。”——袁的主意竟是：旧瓷器发出，变价充饷。这也算得上古今中外战争筹款的传奇了。随后袁又令部下姜桂题电奏清廷，要求皇宫上下、亲贵大臣们，将所有存款取回，以接济军中。结果，隆裕太后下令发库银8万两充作军费，而亲贵们，只有奕劻拿出10万两，还有少数人3万、2万两而已。与当时各报报道皇族权贵所贪巨款比较，为保国家而各自拿出的这点战争经费，何止杯水车薪。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清不亡，实无天理。袁世凯当然也求款到驻京公使团，在公使团聚会上，日本人伊集院的发言，极为一阵见血：“在日本，当革命来临时，国家的上层人物树立了爱国精神的楷模。我岳父（大久保利通）遭暗杀前，已将全部财产献给事业。他被暗杀时所有的财产还不到50元。你们的显贵要是对他们的国家有一丝热爱的话，在危机发生时，理应献出埋藏的财物，理应使政府阻止革命蔓延，但他们什么也没干，他们把财富看得比国家还贵重。”

“北京的财政状况到了绝望的地步”，《清帝逊位与列强》描述了那个时刻。清政府的求款首要目标当然是引发此次激变的四国银行。四国银行因在粤汉、川汉铁路上的领先，促使沙俄想组织一个银行团迅速向北京提供一笔借款，以获在中国稍显落后的地位。最初时间，看上去清政府还有足够机会。但是，“四国银行团决定等‘负责’的中国政府从混乱中出现以前，不再垫付任何现款”。——这一决定反过来又让俄国觉得那笔“竞争”借款已无必要。这场战争，列强对于交战双方，都已脱身而出，袖手旁观。

钱是真的没有了。无论袁世凯之兵，还是革命军，仗是不太容易打下去了。

“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希日本援助中国革命”

孙中山就职当天，即根据代表会议做出的决定和黄兴的要求，明确电告袁世凯：“公方以旋乾转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仗是打不下去了，为什么孙中山先生如此郑重承诺，只需袁顺应民意推倒清王朝，即将总统之位让出？孙中山先生以国家、民众利益为重，当然是重要原因。这也是孙中山先生令人景仰的关键。

不过，政治人物的选择，如果失去对其选择时的约束性条件，特别是资源条件的观察与分析，其结论，无论阴谋论还是神圣化指向，皆有失当。只有“革命精神”，无法打仗，亦无法立国。解此困境，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谋求举借外债，拟将汉冶萍公司为抵押，向日本借款。既有的中国政治结构，以中国资源与主权换列强借款，并不会因革命而一夕逆转。所以，若不建立政治结构性观察坐标，我们很难真正理解当年政治人物的进退与选择。

在中国有竞争性关系的外国银行，消息更灵通。莫理循记录汇丰银行注意到的日本金融动向：“汉冶萍（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的1000万日元贷款。这笔交易完全合法，不能出面反对。各国银行多年来一直在争着做这笔贷款，然而人们承认日本人对权利的要求最为强烈。”但是，孙中山这一贷款要求，招致临时参议院和独立、光复各省，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一致反对，实业部部长张謇以辞职抗议。情急之下，孙中山于一周之内两次致临时参议院咨文，并写信给强烈的反对者章太炎等，说明情况，及有损主权，不顾声誉的不得已之苦衷。最终仍然未获成功。

南京临时政府向列强的借款尝试，就此结束？没有。仍是骆宝善的精细梳理：汉冶萍公司抵押贷款未成之后，孙中山又转而以整个东北权益作抵押，谋求向日本贷款。日方提出以接管满蒙为条件，借款支持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向日方代表森恪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日本内阁总理桂太郎），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议和即可中止，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洲之密约”。孙中山表示应允租借满洲，只是未能谈判成功罢了。南京临时政府财政之困窘于此可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南京临时政府难以自存的障??碍。

在既有的也是屈辱的政治结构之下，政治人物之选择，也确实有限。在此背景下再来看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的“非袁莫属”，如果仅仅解释为袁世凯的权谋，失之简单。

“名”与“实”的错位

在袁世凯与孙中山相见之后，孙中山先生曾评论：“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

清既亡，作为替代者的中华民国及其总统袁世凯，面临什么局面，又将如何作为？

无论对袁世凯还是孙中山，旧的约束性条件与政治结构并未因革命而更张。这个时候，运转国家，急需资金。出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只能重走旧途，向四国银行商借白银8500万两。而且，在签约之前，要求先垫付3500万两，以解燃眉之急。四国银行团已经答应垫款，但俄国抗议，坚持分润，于是不得已改向六国银行商借。可是新增加的日本与俄国却要求：此款不得用于满、蒙地区。事关满、蒙，应向日、俄分别磋商，不可让四国银行介入。而四国银行，又因不信任中国官僚，即使借款，也要求由四国派员监督使用……经过复杂异常的运作，这笔善后大借款终于达成协议：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相当于2亿银元）。以盐税、海关税以及直隶等四省的中央税为担保。

借款的谈判最初是秘密进行的，只向国会报告了一个谈判大纲。结果谈定之后，国会和全国舆论一致形成反对借款风潮——国会两次质问袁世凯政府，国会议长亲自出面阻止签字；而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发通电，号召国民党全党“力行设法反对”，并在上海、香港等地多方活动，阻止借款签字。黄兴还联合国民党势力的湘、粤、皖、赣四省都督，向议会通电抗争。

这是中国政治传统里经典“名实”结构错位。向列强借款，意味着丧权辱国，在政治上殊不可取，亦不正确，这是“名”。而“实”呢？即使孙中山为着临时政府的运作，在袁世凯政府之前，亦谋求更大幅度主权让渡的借款，只是未成功。若成功，还是否与袁世凯议和也是疑问。当时反对政府举债的独立、光复省份，自己的运作同样循借外债之道，手段也是以路权矿权为抵押。比如江西省就打算以南浔铁路为抵押举借外债，而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则以划拨使用若干份额给中央为条件，批准了他们的举借外债。这项借款亦未获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