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常自诩,自己工作的价值是为历史提供第一份草稿,此刻你的在场,将在未来被作为“证据”。这样的表述,其实体现了一种欲望,一种进入历史、被标记于历史之中的欲望——我参与了“历史”的书写,这是新闻人成就感的终极来源。
当越来越多的大众媒体开始制作历史专题,新闻人竟有了直接书写历史的机会。2011年的辛亥百年纪念,资深媒体人李鸿谷在十个月中推出五个封面报道,从袁世凯、孙中山、宋教仁等历史人物切入,辐射他们所处的晚清与民初舞台,所有的铺陈其实只有一个统一的主题:革命何以发生?李鸿谷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他想尝试用新闻的方法论,为历史叙述贡献更多可能。
新闻的优势是什么?重返现场的能力。那么历史的书写,可不可以也像新闻一样,带领读者重返曾经的现场,寻找当时当地丰富而未必为人所知的细节?这本书是一次尝试。它不是五个封面报道的简单集结,而是经过了扩充、调适,再以更合乎历史逻辑的结构重新安排。
慈禧究竟是延缓了,还是加速了清朝的倾覆?将清朝导入现代国家的路线,君主立宪派的康有为与革命共和派的孙中山竞争十多年,结果辛亥革命决定性的转折——武昌首义,却由与两者关联都有限的新军打响,这是为什么?孙中山为何要把革命的成果转赠袁世凯?重返现场,意味着理解历史的复杂。
大总统之位为何“非袁莫属”
仗打不下去了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由国外赶回中国,唐德刚在其《袁氏当国》里记述:中山初抵上海时,革命军正闹穷,当时谣传他带回华侨所捐巨款,足解燃眉。新闻记者也就以此相问,孙中山答曰:“余一钱不名也,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精神’耳。”中山的好口才虽能使听众大鼓其掌,然亦显示出,在这次联合推墙的众人之中,他除了声望之外,并无特殊政治实力。《胡汉民自传》则记录了另一则事实:当孙中山大总统宣誓就职后,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中央索饷。临时大总统朱笔一批:拨20万元济急。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此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10枚。
战争是需要资源的,尤其是资金资源,立国当然也是如此。
与革命军交战的另一方,袁世凯所部,粮草与资金,也未必好多少。交战期间,袁世凯给清廷的一道奏折上说:“库空如洗,军饷无着,请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充饷,以救目前之急。”——袁的主意竟是:旧瓷器发出,变价充饷。这也算得上古今中外战争筹款的传奇了。随后袁又令部下姜桂题电奏清廷,要求皇宫上下、亲贵大臣们,将所有存款取回,以接济军中。结果,隆裕太后下令发库银8万两充作军费,而亲贵们,只有奕劻拿出10万两,还有少数人3万、2万两而已。与当时各报报道皇族权贵所贪巨款比较,为保国家而各自拿出的这点战争经费,何止杯水车薪。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清不亡,实无天理。袁世凯当然也求款到驻京公使团,在公使团聚会上,日本人伊集院的发言,极为一阵见血:“在日本,当革命来临时,国家的上层人物树立了爱国精神的楷模。我岳父(大久保利通)遭暗杀前,已将全部财产献给事业。他被暗杀时所有的财产还不到50元。你们的显贵要是对他们的国家有一丝热爱的话,在危机发生时,理应献出埋藏的财物,理应使政府阻止革命蔓延,但他们什么也没干,他们把财富看得比国家还贵重。”
“北京的财政状况到了绝望的地步”,《清帝逊位与列强》描述了那个时刻。清政府的求款首要目标当然是引发此次激变的四国银行。四国银行因在粤汉、川汉铁路上的领先,促使沙俄想组织一个银行团迅速向北京提供一笔借款,以获在中国稍显落后的地位。最初时间,看上去清政府还有足够机会。但是,“四国银行团决定等‘负责’的中国政府从混乱中出现以前,不再垫付任何现款”。——这一决定反过来又让俄国觉得那笔“竞争”借款已无必要。这场战争,列强对于交战双方,都已脱身而出,袖手旁观。
钱是真的没有了。无论袁世凯之兵,还是革命军,仗是不太容易打下去了。
“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希日本援助中国革命”
孙中山就职当天,即根据代表会议做出的决定和黄兴的要求,明确电告袁世凯:“公方以旋乾转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仗是打不下去了,为什么孙中山先生如此郑重承诺,只需袁顺应民意推倒清王朝,即将总统之位让出?孙中山先生以国家、民众利益为重,当然是重要原因。这也是孙中山先生令人景仰的关键。
不过,政治人物的选择,如果失去对其选择时的约束性条件,特别是资源条件的观察与分析,其结论,无论阴谋论还是神圣化指向,皆有失当。只有“革命精神”,无法打仗,亦无法立国。解此困境,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谋求举借外债,拟将汉冶萍公司为抵押,向日本借款。既有的中国政治结构,以中国资源与主权换列强借款,并不会因革命而一夕逆转。所以,若不建立政治结构性观察坐标,我们很难真正理解当年政治人物的进退与选择。
在中国有竞争性关系的外国银行,消息更灵通。莫理循记录汇丰银行注意到的日本金融动向:“汉冶萍(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的1000万日元贷款。这笔交易完全合法,不能出面反对。各国银行多年来一直在争着做这笔贷款,然而人们承认日本人对权利的要求最为强烈。”但是,孙中山这一贷款要求,招致临时参议院和独立、光复各省,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一致反对,实业部部长张謇以辞职抗议。情急之下,孙中山于一周之内两次致临时参议院咨文,并写信给强烈的反对者章太炎等,说明情况,及有损主权,不顾声誉的不得已之苦衷。最终仍然未获成功。
南京临时政府向列强的借款尝试,就此结束?没有。仍是骆宝善的精细梳理:汉冶萍公司抵押贷款未成之后,孙中山又转而以整个东北权益作抵押,谋求向日本贷款。日方提出以接管满蒙为条件,借款支持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向日方代表森恪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日本内阁总理桂太郎),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议和即可中止,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洲之密约”。孙中山表示应允租借满洲,只是未能谈判成功罢了。南京临时政府财政之困窘于此可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南京临时政府难以自存的障??碍。
在既有的也是屈辱的政治结构之下,政治人物之选择,也确实有限。在此背景下再来看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的“非袁莫属”,如果仅仅解释为袁世凯的权谋,失之简单。
“名”与“实”的错位
在袁世凯与孙中山相见之后,孙中山先生曾评论:“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
清既亡,作为替代者的中华民国及其总统袁世凯,面临什么局面,又将如何作为?
无论对袁世凯还是孙中山,旧的约束性条件与政治结构并未因革命而更张。这个时候,运转国家,急需资金。出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只能重走旧途,向四国银行商借白银8500万两。而且,在签约之前,要求先垫付3500万两,以解燃眉之急。四国银行团已经答应垫款,但俄国抗议,坚持分润,于是不得已改向六国银行商借。可是新增加的日本与俄国却要求:此款不得用于满、蒙地区。事关满、蒙,应向日、俄分别磋商,不可让四国银行介入。而四国银行,又因不信任中国官僚,即使借款,也要求由四国派员监督使用……经过复杂异常的运作,这笔善后大借款终于达成协议: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相当于2亿银元)。以盐税、海关税以及直隶等四省的中央税为担保。
借款的谈判最初是秘密进行的,只向国会报告了一个谈判大纲。结果谈定之后,国会和全国舆论一致形成反对借款风潮——国会两次质问袁世凯政府,国会议长亲自出面阻止签字;而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发通电,号召国民党全党“力行设法反对”,并在上海、香港等地多方活动,阻止借款签字。黄兴还联合国民党势力的湘、粤、皖、赣四省都督,向议会通电抗争。
这是中国政治传统里经典“名实”结构错位。向列强借款,意味着丧权辱国,在政治上殊不可取,亦不正确,这是“名”。而“实”呢?即使孙中山为着临时政府的运作,在袁世凯政府之前,亦谋求更大幅度主权让渡的借款,只是未成功。若成功,还是否与袁世凯议和也是疑问。当时反对政府举债的独立、光复省份,自己的运作同样循借外债之道,手段也是以路权矿权为抵押。比如江西省就打算以南浔铁路为抵押举借外债,而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则以划拨使用若干份额给中央为条件,批准了他们的举借外债。这项借款亦未获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