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科夫：人生在世 总需要那么一个答案

寻找自身存在的意义，不仅是《1Q84》的主旨，也是《萨哈林旅行记》的主旨。人活在此间，总归是需要那么一个答案的。

在《1Q84》中，村上不厌其烦地大段引用《萨哈林岛》的原文，表现出他对作者的推崇及喜爱。也就是那时，我们才惊觉，似乎已经将契诃夫这个名字遗忘的太久了。曾几何时，契诃夫是我们最早接触到的外国文学大家之一，小学课本中我们就结识了《凡卡》中的《凡卡》，接着是《变色龙》中的奥楚蔑洛夫和《套中人》中的别里科夫。可是跟鲁迅的遭遇极为相似的是，同样是学医出身的契诃夫也被描述为“政治正确”的坚定的革命捍卫者，每一篇文章都被解读为是向黑暗腐朽的旧制度投掷出去的锋利匕首。

正是这样的道德绑架让我们在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力之后远离了契诃夫，对人生充满了困惑，对自己不那么笃定的拉美文学和东欧文学更对我们的胃口。毕竟，非黑即白的说教腔对年轻人来说只会招致反感。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苏联解体以来，俄语文学的影响力逐渐式微，而曾被苏联官方大力推崇的作品及作品的创造者也就处于一个更加尴尬的地位，高尔基、肖洛霍夫和列宾等人都明显“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索尔仁尼琴、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等人的名字。因为他们是站在极权对面的弱小而又伟大的叛逆者，是受难的圣徒。人们不禁要问的是，在这样的时代里，阅读契诃夫还有意义吗？

其实，我们对契诃夫的误解，大概跟对高尔基的误解一样深。契诃夫曾经说过：“小说家不是解决问题的人，而是提出问题的人。”

在他的作品中，他从来没有试图给出过肯定的答案。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提出了他的问题，而契诃夫的问题则在《萨哈林旅行记》中集中爆发。当然，他难以想象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人们连提出问题的思想都被视为是反动的，此乃后话。契诃夫说出这句话是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的，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堪称是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人人都是装在套子里的人，苟且偷安、醉生梦死，人们都觉得现下的生活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应该要有所改变，可是由于绝大多数人的内心尚且认定罗曼诺夫王朝政权的合理性，所以一切陷入了死循环，没有人知道通往新生活的道路应该怎么走。

包括契诃夫本人在内的俄国知识分子都陷入了上述的精神危机，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无论怎么逼，即使用鞭子抽，我们也不行……我们既没有近期目标，也没有远大目的。我们的灵魂里空空洞洞，什么也没有……”因此，契诃夫抱着从生活中寻找“该怎么办”这一极为重要问题的答案，踏上了他的朝圣之旅。他先是到乌克兰、高加索、克里米亚等地漫游，在1890年，他选择了萨哈林岛。萨哈林岛(SakhalinIsland)是北太平洋上介于鞑靼海峡和鄂霍次克海之间的一个长条形的大岛，中国历史上称它为库页岛。据有关记载，该岛南岸最初多为日本的渔民定居；至1853年，才有第一批俄国人聚居于该岛的北部。1855年，俄国和日本签订协定，分享该岛的统治权。萨哈林岛四面环水，帝国就把它当成是罪犯无法逃脱的天然监狱，从19世纪60年代起，将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和刑事犯流放到那里，在残酷的皮鞭下从事苦役劳动。

在长达近一万俄里的险恶路途中，契诃夫遭遇了被马车撞、被洪水围困、险些在暴风雨中翻船等厄运，途中天寒地冻，他病倒在途、几次咯血，肺结核的病根就此种下。然而和这些肉体上所遭受的困厄相比，他更害怕的是这次探寻答案的旅程会无功而返。

途经西伯利亚鄂毕河沿岸的红谷村的时候，他和当地包酒商彼得·彼得洛维奇有了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彼得洛维奇说：“西伯利亚这里的人都愚昧无知，没有才干。你跟这种人生活在一起，只能无限的发胖，而对于心灵和头脑，什么也没有，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契诃夫说：“人干活，吃得饱，穿得暖，他还有什么可需要的？”“他毕竟应该懂得，为什么什么需要而活着。在俄国的人必定都懂得。”契诃夫悲伤地说：“不，不懂得。”“这绝对不可能，人不是马，在我们整个西伯利亚都没有真理，人也应该寻找这种真理。”彼得洛维奇愤愤地讲了许久，契诃夫没有说出口的是“我来这里也正是为了寻找这种真理，可悲的是我们都天真的以为，这答案一定存在在别处。”

幸而，萨哈林岛上所呈现出来的一切，最终没有让契诃夫失望。在来萨哈林之前，尽管已经做了足够的准备工作，甚至谑称自己已经成了ManiaSachalinosa(萨哈林岛狂)。但是想象中的萨哈林岛应该是一个违背达尔文物种起源学说的所在地，劣胜优汰，毕竟在那里生活的都是罪犯。而且由于回到俄国本土的机会渺茫，岛上应该弥漫着绝望的气氛。意想不到的是，萨哈林岛上的苦役犯们，却用实际行动诠释出了他们对自由的向往。

契诃夫在开展户籍调查的时候发现，那些非自由民们，最喜欢强调的是没有犯罪以前那种无污点的状态，比如回答自己以前的身份，就简单说是“自由”。这是生活在俄国本地的农民决然意识不到的状态。人们明知道不可能逃离萨哈林，还是疯了一样的想要获得自由。例如那个曾经像天仙似的美人“小金手”，起初她和被流放到这里的女人一样，住在监狱外自由的民宅里，可是她却化装成士兵试图逃走。被捕之后她的美貌使所有的狱吏神魂颠倒，在斯摩棱斯克有一个看守曾帮助她逃跑，自己也跟她一起逃走。但是经过三年的苦役，契诃夫看到的“小金手”，只是一个头发斑白、脸上堆满皱纹的老太婆了。不过她依然在囚室中踱来踱去，走个不停，不断地嗅着铁窗外自由的空气。契诃夫相信，一旦有机会，她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奔向自由。

另外他注意到，苦役犯们在这里遭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待遇，当他们却最喜欢公理和正义。“他们脸色阴沉、凶狠、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人们、长官、美好的生活，可是监狱当局却无动于衷的听着，或者哈哈大笑——因为这一切确实可笑之至。”在这些苦役犯的内心深处，他们依然对这个国家，或者说这个政权充满了希望，尽管他们会咒骂它，可是他们寄希望于它来改变这一切——就和莫斯科那些精神苦闷的知识分子们一样。然而当统治者们意识到需要改革的时候，总是已经来不及了。

考察萨哈林岛三月有余，契诃夫回到莫斯科，最终花了三年时间完成《萨哈林旅行记》一书，在这本堪称为社会学开山之作的巨作中，他还涉及到地理、历史、气象学、人文学、监狱学和法学的叙事，唯独离文学性的叙事有些远。然而契诃夫却视其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他在给苏沃林的信中说：“我很高兴，在我的小说的衣柜里，将挂一件粗糙的囚衣，就让它挂着好了。这不是在杂志上刊登的东西，但我想它是一部有益的作品。至少你不必笑我。谁笑到最后，谁笑的最好。”

在这部作品中，契诃夫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显而易见的是，他找到了答案，他探寻到自身存在的意义和未来应该走的道路。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萨哈林旅行记》是一部永不会过时的作品，因为谁也无法保证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国家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爱尔兰诗人谢莫斯·希尼也在庞杂的文本中嗅到了契诃夫的主旨，他在《契诃夫在萨哈林岛》上一诗中写到：“去试着用正确的调子写作——不写论文、政论、宗教宣传/丢开那些鞭打/他要把自己奴性的血挤出/成为觉醒的自由人/尾随一个囚徒的引导走遍萨哈林岛。”不会再有比契诃夫更伟大的画家，能刻画出人类心灵上如此无言的永恒而寂寞的景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