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讲中国历史 夏商周并非天下王朝

一般认为幻影般的夏王朝及商王朝、周王朝是“天下”的王朝。这个“天下”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多个文化地域的集合体。然而实际上，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统治的疆土基本上也只能算是一个文化地域而已。虽然也有通过陪都之类的方式将统治区域扩张到其他文化地域的情况，但是基本上一个王朝统治的是一个文化地域。

因此，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是在文化领域的基础上成立的这一点，自然而然就引出了这样一个结果，即这些领土国家都是以历来存在争议的领域为基础建立的。

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各有各的中央政权，并在各自的中央政权下开始了官吏统治。支撑这一官吏统治制度的是文书行政制度，而文书行政制度的背后则是作为法律制度的律令制度（之后不断得到完善）。秦始皇将秦律施行于天下，在唯一的皇帝、即唯一的中央政权之下开始了官吏统治制度。秦始皇的这一统一举措与文化地域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太多人注意到。

由于这一关系被忽视，导致了历史观开始出现扭曲。

在商王朝或周王朝所统治的范围，在大国商与周之下，还有许多附属小国存在。而战国时代以后的国家体制是大国将吞并的小国改设为郡县，并在中央政权的主导下派遣官吏至地方实施统治。这和商周时期的国家体制在本质上有着天壤之别。而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但是，大国统治小国的体制到底覆盖了多大范围？当我试着弄清楚这一问题时，发现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范围的制约。这一范围并没有秦始皇统一的天下那么大。

战国时代的诸国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观之下，对之前的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进行了论述。而关于战国时代的诸国所论及的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问题就在于这三个朝代都统治过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对于这点，如果我们查阅战国时代成书的史书，只需确认史书内容，就能立刻明白“事实”。这一“事实”虽然不可否认，但却鲜为人知。

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曾经都是统治天下的王朝，而这一“天下”等同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所统一的领域。导致这个观念形成的原因在于汉王朝继承了秦朝的天下，之后有《史记》的成书，而《史记》的记载给我们一个观念，即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是天下的王朝。这也是《史记》中所记载的“事实”。然而这一“事实”与战国时代史书所示的“事实”却明显不同。而令人吃惊的是，这一点却也鲜为人知。

“天下”包括若干的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虽然每个文化地域的范围随着时代变化也多少有些扩大或缩小，但是基本的范围是固定的。并且这一文化地域从面积而言，基本相当于现在的日本那么大；而从直线距离而言，则足足能将从关东到九州的空间含入其中。

因此，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到战国时代的中国历史，与日本历史的展开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即：

（1）地域内存在多个农村的时代。

（2）形成带有城墙的城市（小国），农村附属于这些城市而存在的时代。

（3）在小国中出现小国不得不依附大国的时代。

（4）大国的中央政权吞并小国，并开始派遣官吏、施行文书行政的时代。

在经历了以上这四个时代后，秦始皇吞并了各地，统一了天下。天下统一则意味着将若干与日本国土差不多大的地区统一置于一个中央政权之下。秦始皇的天下之大，可以与现在的欧盟媲美了。

而统一后的历史都可见于本书以外的论著，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时代，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也作为军事区或监察区，发挥着一定的功能。秦始皇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在郡下设置许多县，而这些县就相当于以前的那些小国。从战国时代天下有七个大国可知，郡是对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进行分割后形成的行政单位。

郡下所设的县，皆为过去所灭的小的城市国家的后裔。要是在日本寻找这类后裔，则有江户时代的大小藩，或律令时代的国、郡等。半径20公里左右的面积是个问题。日本以前虽然没有带有城墙的城市，但却有集若干聚落而成的小国。也有人认为环有沟濠的聚落是国的中心。我们暂且将其作为比较对象。

本书所涉及的就是前文中（3）和（4）的时代。邪马台国与大和朝廷统治日本国内诸国的时代相当于（3）的时代，而到制定自己的律令为止的时代相当于（4）的时代。因此，把日本的时代作为比较对象来阅读本书更有益于对内容的理解。

从商到周的时代也是汉字在商或周王朝的中央地区广泛使用的时代。当时地方诸国的事情尚不清楚，我们似乎很难断言汉字已经扎根于商周以外的各国。

在日本，律令时代撰写的书籍总会对过去的时代有所记载。中国也一样。战国时代各国所著的书籍都有对先朝的记载。而描述前朝的态度和立场则受到成书时代的制约。不仅在记录上受制约，这些书中甚至会添加一些子虚乌有的内容。哪些是被后世添油加醋虚构出的历史？而哪些又是如实记录的事实？

到了这个时代，曾经被口头传承的一些简单的历史已经可以用汉字来记录；而这些文字记录中有后世添加的内容。原本简单的事实是怎样变得“丰满”的？作为原型的简单历史中所不曾有过的虚构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们在提及日本历史时，中国史书能给我们提供很多帮助。对照中国史书，我们能细致地研究、甄别日本史书传承内容的真伪。然而说到中国历史，当我们回溯到传承内容的真伪被质疑的时代后，我们却无从寻找可作为参照物的外国史书文献。

我们以外国史书作为参照物，对本国后世史书所记录的“事实”真伪进行鉴别。对日本学者而言，这是理所当然的研究方法。而在研究中国史时，我们应该如何来实践这一方法呢？

在中国也有以批判的眼光来研究历史的悠久传统。然而，对于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做研究，即把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作为重点来研究的这一方法，至少目前还没有人用其来研究战国时代以前的历史。

而本书的重点将放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上，试图对秦始皇之前的中国史进行分析和研究。

正如日本也有若干势力相互对峙的时代，中国在（3）（4）的时代，其文化地域上也有若干势力相互对峙。此外，中国也有像（3）的周朝这样若干文化地域臣服于一个王朝受其统治的时代。

大国的中心城市在其统治领域内被赋予独特的地位。包含了这种特殊城市的领域在其文化地域中被看做是畿内。如果在同一个文化地域中的多个大国相互对峙的话，那么这个文化地域中也存在多个畿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