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知识分子应关注文化对人的改变能力

改造国家和改造国人是知识分子的两大使命

1900年到1949年这一段，差不多可以定义为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时期，鲁迅、胡适、蔡元培、梁启超等等一批知识分子和作家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肩负起了使命。这所有的使命加在一起其实就是两方面，一方面要改造国家，一方面要改造国人，这两方面缺一不可。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等人意识到，为了更有成效地改造国家，一定要改造中国人。蔡元培还写过关于中国人道德修养的书籍。同样地，为了更好地改造国人，一定要改造国家。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纠结这两方面以哪一方面为主，二者同时进行的时候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都会觉得力不从心。

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尤其是关于政治的思想不可以变成宗教力量。如果这样的东西被我们的孩子从小开始学习、接受，将为我们的民族造成一种民族心性上的问题。又比如说阶级斗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不是绘画作文章，不能那样雅致、温良恭俭让，而是暴烈的行动。我们会思考，在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是不是只有这一种方法？尤其在夺取政权之后，是不是还要用这种方法来治理一个国家，还要用这样一种政治眼光来看待一个国家？

中国文化在过去的几百年出现断裂

从1900年再往前去梳理的话，我建议在座的朋友们做一个表格，最好是画图表，把1900年之前200年的中国和西方加以比照。在这种比照之下会发现什么情况呢？和欧洲对比的时候会发现那200年正是欧洲诸种思想像礼花一样绽开的200年，而中国的这200年几乎就是空白，我们只能梳理出《康熙字典》、《全唐诗》、《四大名著》，晚清的时候出现了《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这么大一个国度里太不够了。而西方在这200年里面出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研究了三权分立，也出现了雨果、巴尔扎克、屠格涅夫、箫伯纳。西方的诗人和我们的诗人又是多么的不同，比如雪莱和拜伦。

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我们这个国家在文化上其实发生了断裂。往前200年是清王朝的历史所决定的，往后的这200年是由于这个世界处于冷战格局决定的。即使是这样的情况，我个人感到，这个民族依然还是在改造国家和改造国民这两点上努力着，有一些知识分子为推动我们的国家变得更进步、更民主、更文明在做着些什么。

作家与知识分子群体更应关注文化对人的改变能力

还有一种讨论，是关于中国人自身应该变成什么样，才有权利要求国家做得更好。这里不是说要求国家做得更好一定是要有资格的，而是存在权利自觉上和诉求效果上的不同。如果我们能够更理性，对于我们国家的现状能够了解得更多一些，我们对于国家的要求也会更切中时弊。

有人问我，一个作家为什么要关注这些？其实当年欧洲那些好作家都写过这些，雨果这样写过，托尔斯泰这样写过，屠格涅夫这样写过，箫伯纳也这样写过。我相信文化能化人，我知道文化是怎样改变了一个人。我初中毕业时开始读法国革命史，读伏尔泰，读卢梭，这样的阅读塑造了我个人对于知识分子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