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侃”是王朔和其笔下人物共同特征

37年前，周大伟和王朔分别从北京31中、北京44中毕业，成为北海舰队的新兵。二人中，一个来自三里河附近的一机部汽车局大院，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一个成长于复兴路西头的解放军政治学院大院，是典型的部队子弟。

虽然家庭背景不同，但同在北京城，经历的事儿大同小异。周大伟认为，那个年代违背了当时流行的哲学理念，无论个体如何努力，也无法获得正常的成长机遇，“外因成了决定因素，内因成了变化条件”。用王朔的话总结，则是“身体发育时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受教育时赶上文化大革命,所谓全面营养不良，身无一技之长”。

好在扭曲的年代终于结束。一些人揪着头发把自己从原来的轨道上硬生生拉扯出来，而那些从没被扯疼过的人，很多就像被温水慢慢煮熟的青蛙，还没回过神儿来，便已经失去了在新时代抗争的能力和勇气。

周大伟和王朔经历了不同的人生拐点，却都属于前者。他们都与绝大多数当年的战友失去了联系，但两人之间仍时断时续地保持着电话联络，偶尔还会在北京城里一起坐坐。

军营岁月

有时，人生如同海上行舟，有人扬起风帆，有人随波逐流，有人原地打转。起落沉浮，身不由己。

距离青岛数十华里的即墨(现属青岛市管辖)，有一个叫南泉的海军训练基地。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海军新兵被送到此地。经过近一年的新兵训练和专业技术训练后，再被派往北海舰队的水面舰艇上服役。

1977年1月初的一个下午，120名来自北京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来到这里。这些年轻人身穿藏蓝色的冬季海军服，满脸兴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几乎所有人都认可当兵才是应届高中生的最好选择，不仅可以逃过上山下乡，复员后还能返回原籍。周大伟和王朔也在这趟列车上，尽管互不相识，但身为海军的幸运与自豪并无二致。

在新兵连，王朔因为过人的“神侃”天赋远近闻名。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受邀到周大伟所在的班级表演。那天，王朔给周大伟的第一印象是“极为清纯的脸”，“皮肤细嫩红润，表情腼腆乖巧，但一笑又好像一脸的坏水儿被拧出来了”。当天，来自大院的王朔满口名人趣事、军事典故，其间还不乏男女荷尔蒙之类的医学名词，几乎把周大伟和战友们“侃晕”了。

后来，周大伟和王朔都参加了中队的宣传小组。借出板报的由头，他们一起逃过队列训练，钻过熄灯号的空子。周大伟发现，王朔对事情的认识和判断又准又狠，眼界远超同龄人。再加上他骨子里透出的那股不甘平庸的劲头儿，到了哪，都是个刺眼的人物。

由于过于特立独行，部队里很多人对王朔并不欣赏。但周大伟不这么看，他认为王朔绝顶聪明，是个“精灵一般的人”。

和王朔比，周大伟似乎正好相反。尽管内心中同样自视甚高，但他并不张扬，也从不惹事。他是那种从小就很乖的孩子，好强但听话，成绩好却不怎么招人嫉妒。对一些士兵讨好上级、假装刻苦训练的功利行为，他也看不顺眼，但不会在言语中表露态度。

新兵连结束后，王朔和战友孙东平被调到青岛市区，一个去卫生学校学护士，一个去水兵俱乐部做炊事员。周大伟则和100多战友留在封闭的基地，继续学习航海和操舵。

数月训练，基地大门紧闭，几乎与外界隔绝。一次，因为要进行大型队列训练，场地不够，士兵们破天荒地在营区的围墙外训练。走队列时，远处两个村姑包着花头巾、提着竹篮子走进视野，士兵们的步法一下全乱了。副中队长气急败坏地大吼：“刚才谁看了，站出来！谁看了？站出来！”其实所有人都看了，只是离得太远，压根就没见到正脸儿。

离开北京数月，周大伟开始感受到文革结束后社会生活的剧变。从亲友来信中，他了解到，北京城里放映了久违的西方电影，各种世界文学名著重新印刷。

1977年夏，这股气息四处弥漫，传到军营。一天，战友们正在沙坑前练习单杠，不远处的一个男人一下吸引了周大伟的眼光。这是一个战友的同学，专程从北京赶来探望。周大伟发现，这个同龄人穿着尖头皮鞋、藏青色西裤和一件夹克衫。他悠哉游哉地站在场外，看着战友们做着拉上、放下，再拉上、再放下的机械性动作。周大伟隐隐感觉有点儿不对。突然间，他明白了，是自己初为军人时的优越感正在迅速消减。他开始羡慕这个无拘无束的“地方老百姓”，心中五味杂陈。

那年年底，国家宣布恢复高考。在与家人和同学的通信中，周大伟得知整个北京都沉浸在备战高考的氛围之中。周大伟过去的同学、身边的亲友，只要有条件都准备试上一把。他自己也在思考，要不要追赶“高考”这趟人生的高速列车？

可惜，军人不是自由之身，周大伟不能参加高考。他甚至感觉自己被时代抛在了后面。

各奔前程

转机出现在1979年。那一年，周大伟结束了军舰上的实习，成了训练基地航海教研室的一名助教，不再出海。和他一起留下的，还有战友裴真。

当时的军人要想参加高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部队推荐；二是有时间复习。周大伟和另外一名叫裴真的战友，是那120名京籍水兵中符合条件中仅有的两人。1979年春，他们开始复习准备。他们白天给新兵上课，晚上就猫在屋里埋头苦读。等所有营房都成了黑漆漆的一片，他们的宿舍还亮着灯。

那年夏天，周大伟考中了重庆的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裴真没有参加这次高考，也放弃了投考军事院校(由军队内部出题，比较容易录取)的机会。他的家人希望他早日退伍回京，准备报考地方大学。

等待发榜的日子里，周大伟在青岛市区的水兵招待所门前再次遇到王朔。他参加高考的消息，也传到了王朔耳中。那次见面，王朔主动问起高考的事，而且破天荒没有调侃。从王朔的表情，周大伟看出了他对前途的担忧。

不过，对于大多数北京籍士兵来说，那根变革的神经尚未觉醒。

海军当时有个规矩，水兵复员时要上交一套大衣、手套、皮鞋。很多人复员前就想法设法找到一套旧装上交，而把新装后压在箱底不穿，等着临走时带回家炫耀。对于这些人来说，理想依旧简单，海上日子再苦，只要熬到年头复员回家，就能找个工厂当工人。

在西政，周大伟遇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同学，很多人来自基层的农村和工厂。在周大伟看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此后都走向了成功，同学聚会时，席间不乏省部级的高官、全国知名的学者、腰缠万贯的律师。

有时，周大伟会想，在他人生的多个转弯中，高考或许是角度最大的一个。

对于裴真而言，周大伟的离开是一个巨大的激励。1980年初，几经周折，裴真如愿复员回京。

在北京三里河附近的高考补习班，裴真意外碰到了同样复员回京的王朔。据裴真回忆，王朔常穿一件草绿色的军大衣，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和女生小声说话，有时还会忍不住笑出声来。

那时，王朔正在白塔寺附近的一家药品批发商店担任业务员。当兵时，他就对打针、抽血之类的事情不太擅长，总要在病人的胳膊上扎两次才能找到血管。换了地方、换了岗位，他依然提不起兴趣，也不怎么好好干。据传，商店的女团支部书记要找王朔谈话，还没进入正题，就被他逗得咯咯直笑，合不拢嘴。1983年，王朔下狠心辞职，成了一个没工作、没收入、没单位的人。“那时，他只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过一篇小说，但他决定从此以写作为生”。

经过一番努力，裴真考取了西安交通大学。周大伟则在大四时，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他回绝了北海舰队军事法院助理法官的任命，从重庆再次回京。而当年的那些战友，不少成了岗位工人，还有人当了出租车司机。

自从1977年高考恢复，文革时风光无限的北京复兴路便归于沉寂，泯然众人。当年扬名立万的军队大院子弟，在高考这场新的战役中节节败退，失去了半壁江山。与此相反，三里河的国家部委大院、中关村的高校大院，作为一股新势力在京城迅速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