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放空是为了更好的进入

这一次和以前都不太一样：没有想象，不是小说，约26万字的长篇《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写的是一段非虚构历史，追述藏区的一个瞻对土司部落从清朝至新中国成立200余年的命运变迁，以历史的显微镜，照出少数民族不安定基因的来源。

新书还没上架，2013年12月，阿来就已领来人民文学“非虚构奖”。授奖词这样写道：“作者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反思和重审历史，并在叙述中融入了文学的意蕴和情怀。”

冬日午后，四川省作协的办公室里，阿来把脸埋在电脑屏幕背后，手边翻开着厚重的云南史料丛刊，6本垒叠起来差不多齐肩高。窗外的车流声嗞拉响，不时踅入宁静的室内，似在提醒外面是个现实的世界。

阿来在书桌前坐定。常年独身游走于青藏高原的他，身上有种天然的莽原气质，目光坚定，说话粗犷有力，和他聊天没什么禁忌。“我不是一个书斋里的作家”，阿来觉得低产没什么，因为除了写作还有很多事可以做，这些年他做地震志愿者，举办公民教育讲座，还发动学者去藏区科学考察。

领奖后，阿来曾表示，“我们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就是只要这个国家发展，所有的社会问题就会在发展过程中烟消雪化，迎刃而解，但其实并没有这样，反而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民族主义的高涨。”

每天早上腾出固定的时间浏览各大新闻网站，阿来写历史、观照现实。他屡次强调，自己只是一个公民。而作为一个作家，他对当下社会现实的思考，更是充满了各种反思与抨击，写作《瞻对》这本书，正是希望能向更多的中国人传达此种忧思。

旧事里的新事

瞻对是个什么地方？只有县级大小的土司部落，从雍正八年到光绪二十二年，清朝政府曾七次向它发兵都不得善终。“瞻对”在藏语里是“铁疙瘩”的意思，彰显着此地民族的桀骜不驯。这里的藏民既不同于西藏又与川西汉民迥异，居住于深山黑林，穿行在汉藏文化之间，走进权力和财富诱惑下光怪陆离的世界。

对截取瞻对其中一段历史来书写的原因，阿来这样写道：“我之所以对有清一代瞻对的地方史产生兴趣，是因为察觉到这部地方史正是整个川属藏族地区，几百上千年历史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样本。”

其实刚开始，阿来只是想遵循之前的路子，再写一部长篇小说。5年多前，写上一部长篇《格萨尔王》的时候，他在川、青、藏三省边界藏区游历了20多个县，每到一处，就找当地喜欢文化的朋友一起走走看看，听到不少有趣故事。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瞻对豪酋贡布郎加，据传一出生就被高僧认为恶魔出世，既不认清朝，也不认西藏，对宗教也不恭敬，抢其他土司财富和权力不说，连过路的清兵也要抢，引来八旗精兵镇压，掀起一时腥风血雨。传说顾盼生姿，阿来琢磨着，写完《格萨尔王》，是不是可以写写这个人？

前年，为系统地了解故事背景，阿来去瞻对的乡野实地走访，除了听故事，还看了不少详细的文字资料。当史料汇总之后，他发现，贡布郎加的故事，只是这个地区清朝以来若干件很类似的历史事件中其中的一次—土司纵容强盗抢驻藏官兵，大臣上报朝廷求“维稳”，皇帝说好，出兵吧；大臣大张旗鼓高兴地要银子要米，然后隔了一年半载没进展，模糊上报：对方头领在寨子里被烧死了。实际上呢？毫发都没伤到一根，寨子也好好在那呢。

每隔几十年，这样的事件就重复循环，连大臣上报的文书都如出一辙。土司豪酋也没想进步，哪里有钱就去哪里抢吧！阿来有点失望，历史为什么总在原地踏步呢？“嘉庆皇帝是清朝第三次向瞻对出兵，但他还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说他怎么那么傻，都不看看父亲的处理档案？”

真实的材料太过丰富，都用不着再虚构了。“写小说干什么？我每周还看《南方周末》，那些现实的荒诞，远远超过作家想象。不只是今天的现实，历史也是如此，情节够曲折吧，够离奇吧，所以这里面还需要虚构什么呢？至于教训、意义，历史已经包含在里面，昭然若揭，用不着你还在那挖掘什么微言大义，直接呈现出来就是了。”

梳理完第一次瞻对之战，已是深夜3点，阿来睡不着，发了一条微博：“写一本新书，所谓现实题材，都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开写的时候有新鲜感，但写着写着，发现这些所谓新事情，骨子里都很旧，旧得让人伤心。索性又钻到旧书堆里，来踪迹写旧事。又发现，这些过去一百年两百年的事，其实还很新……”

而旧事里的新事，正是他写作的现实考量，并希望得到施政者的关注—藏汉冲突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所以就不会是无解的。那么这是怎么来的，过去又是怎么对待的？“像得了癌症，医学上会分析，是不是有家族基因遗传。”

从文学走入现实

年过半百的阿来仍然精力充沛，像一个勘测员，目光锐利地打量着这个世界。言及社会积弊，敢怒敢言，不留情面。

“地方官员好大喜功、腐败懈怠，看过去瞻对的历史，好多问题都是这样出来的。今天的官场问题甚至比过去更严重，出了一点事赶紧瞒，有了一点小小成绩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成绩的时候就急于到处推广，还没吹嘘好，可能又出问题了。这跟过去一模一样。”

阿来思索，透过《瞻对》来讨论这些还不够，他还想进入新的现实层面，“这是有风险的，但是我愿意冒这个风险。”

人民文学奖领奖之后，阿来发表感言说，最初进入文学是想写小说，但文学却把他带入到了现实世界当中。谈起文学，这个言辞激烈的男人语气变得平和，深情款款，“真正的文学，一定是通往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我努力地通过文学之路，把这个世界推开，到处走走看看。”

就是因为这样，他写《尘埃落定》，写《空山》，写《格萨尔王》，写《瞻对》，拧成一股绳，在藏区的时代更迭中剥皮抽筋，一以贯之的是直抵社会肌理的观察。如果说《尘埃落定》讲的是旧社会的崩塌；那么《空山》讲的就是新生如何艰难地到来，政府犯了错误，又由谁来买单；《格萨尔王》探寻藏文化的根源，书写民族形成之初的史诗，回过头来，又带出了《瞻对》。

“政府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曾经迷信经济的威力，过去经常说一句话，‘在发展中解决问题’，那么是不是新时代一来，社会主义咒语一念，人民就幸福了呢？”传奇故事的外壳怎么样并不重要，回答这些疑问，才是阿来的兴趣所在，“这不是说抄一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心里就亮堂了，文学有自己的途径来认识世界。”

从文学走入现实，阿来已经不是书斋里的作家，每天宅家里，规定写多少字。他直面现实，也很入世，组织成都“公和社区发展基金会”举办公民教育讲座，和青藏高原百姓募集资金保护珍惜动物，还发动学者科考，研究诸如怎么保护三江源的环保命题。

即便在写作时，也一定要在大自然中行走，和民间文化接上头。藏区讲故事的人那么多，有一字不识的老农民，有小有名气的文化人，有国家干部，还有家庭妇女，每听一个故事，就像看了一部现代小说。这当中可能还会发生点可爱的意外—譬如，写《瞻对》的时候，曾经从僧人手里拿到一些史料，掏钱请人翻译好后，发现一份材料没有开头，忙问怎么回事？对方回答，这些书经常拿出来晒，前面的被羊吃了！

放空是为更好地进入

为写《瞻对》，阿来时不时就独自一人开着车奔向青藏高原。车里随时放着一个行李箱，里面塞着洗漱用品，还有野外露宿的帐篷、睡袋、折叠桌椅。现在藏区找个住宿很容易，但很多时候他想过过瘾：那么好的草地，那么漂亮的星空，不露宿一下有点儿说不过去。

少则十多天，多则两个月，一个县到另一个县之间，有时候要花去一整天。大部分时间在路上，怎么办呢？挑两三张古典音乐，边开车边欣赏，累了就下车休息，一路上几乎是无人区，打开折叠桌椅，看看诗集，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发发呆看看云，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孤独。在高原行走，他还养成了观察植物的习惯，给单反相机配了5个镜头，只拍植物，不拍人，“因为觉得有点冒犯”。

更浪漫的是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从城镇到乡野，汉语和藏语不断转换，有时候还没等自己反应过来，就“穿越”了。

但是一触到现实，阿来的神经又立刻绷紧，回到对峙的状态。

从前，喜欢显示英雄气概的男子会在腰带上斜插一把长刀，牛皮做鞘，刀出鞘，宽约三四寸，长二三尺，寒光闪闪，刃口锋利，方言称之为“夹坝”，而后演化成“强盗”的意思。清政府对瞻对出兵就始于夹坝横行。如今，这种刀在生活中隐退，他感到些许遗憾，“我反对暴力、夺人钱财，但敢做敢为的英雄气概，血性、担当的东西也随之消失了。”

《瞻对》里有对当地藏民不思进取的批判，对自己的家乡嘉绒藏区，阿来也有恨铁不成钢的一面—民风淳朴往往意味着保守和封闭。况且，这种淳朴的民风也在受到外来社会的夹击。今年在去云南香格里拉的路上，一个青年旅舍的老板和他说了这样一件小事：年轻人赶时髦穷游滇藏，在他那儿吃饭没给钱就溜了，转瞬发微博嘲笑道，又遇到一个傻瓜！阿来有点生气：“我们成了现代化武装起来的野蛮人。”

“政府在藏区搞城镇化、新农村，把房子建在一起，远看漂亮，进去空荡荡的。过去藏区住户分散，大多是游牧民族，现在这样符不符合他们的习惯？催得农民太着急了。”

阿来总是在批判，在担忧。他希望《瞻对》这本书能被更多中国人知道。“今天我们的很多知识分子，眼光经常向外看，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我们自己国家发生的很多现实问题，到底要怎么办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