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孤独又荒诞的人生

他是孤独的，但他在普通人中间收获了友谊

加缪孤独吗？孤独，但是他在“众人”之中，正如他的女儿所说：“我的父亲和那些人在一起……他们每天都兢兢业业地做着他们该做的事。不知其名。”

2009年，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齐打算将加缪的遗体移至先贤祠，受到加缪的儿子让·加缪的反对，被指为“利用和消费”加缪，遂作罢。同年，由加缪的女儿卡特琳娜·加缪编辑的《孤独与团结：阿尔贝·加缪影像集》出版，两者之间大概不会有什么联系。可是，它们的价值会有什么不同吗？先贤祠是供奉法兰西民族最孚众望的贤人的地方，如雨果、左拉、居里夫人等，可供法国人和世界各地的游客瞻仰膜拜，身价可谓大矣。一本影像集，加缪的一生可通过照片呈现出来，一个人的形象活生生地立在读者眼前，可谓亲切又直接。两种尊重的方式，一虚一实，如何选择？加缪的儿子替他的父亲做了选择，说：“父亲一生反对虚名，是不会同意住进先贤祠供人膜拜的。”看来，这对双胞胎子女是理解他们的父亲的，死在先贤祠里的高台上，不如活在一张张照片里。

阿尔贝·加缪因为不爱虚名，所以是孤独的，但是他在普通人中间收获了友谊。他幼年贫穷，中年清贫，一生没有钱，一生蔑视奢华，但是一生追求简单的快乐，纵情享受“大海和阳光”给予每个人的馈赠，“义无反顾地生活”。他在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奖金之后，有钱可以买房了。他不愿住在巴黎，在巴黎的知识分子中间感到“浑身不自在”，对“很豪华的生活”感到“疏远”和“怜悯”，就在普罗旺斯的一个小村庄卢尔马兰买了一栋房子，终于可以不受干扰地安心写作了。卢尔马兰，一个“庄重而严峻”的地方，一个只有六百人的地方。然而，这个小村子容不下他，两年之后，他死于一次车祸，他说过：“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死于车祸更愚蠢的了。”可是他竟死于车祸，死于发生在一条九米宽三车道空无一人刚刚下过微雨的通衢的车祸，荒诞啊，人生！

阿尔贝·加缪的墓地不在巴黎，而在卢尔马兰。在一个小小的公墓里，一丛荒草下，有一方粗粝的、没有打磨过的石头，上面刻着“阿尔贝·加缪1913-1960”的字样，没有墓志铭，旁边是他妻子的墓，墓碑却比他的大而整齐，周围是一些当地普通居民的墓地。加缪孤独吗？孤独，但是他在“众人”之中，正如他的女儿所说：“我的父亲和那些人在一起，所有的那些人，人数最多的那些人，他们每天都兢兢业业地做着他们该做的事。不知其名。”他在他们中间发现了友爱，发现了“他们对幸福之绝望的追求和他们的兄弟之情”。

加缪的女儿卡特琳娜知道，用照片呈现一个人的一生是困难的，因为“事情的本身是虚幻的：一个生命是变化，怀疑，矛盾。”但是，一位叫做雅克琳·列维-瓦朗齐的批评家告诉她：“……他向我们呈现的神话，远非一些美丽的谎言，从而出卖了真实，这些神话揭示了人类条件的深刻的真理、世界的美、人的痛苦、他们的孤独、他们对生命的热爱……”。

这本影像集除了简短的前言和照片的说明之外，几乎所有的文字都出于加缪的作品，这固然需要对加缪的作品烂熟于心，更为重要的是，对加缪的生活的每一重要阶段选用适当的文字。卡特琳娜·加缪将加缪的活动分为“起源”、“觉醒·行动”、“反抗”和“孤独·团结”四个阶段，其中“孤独·团结”所占的篇幅最多，与影像集的名字相呼应，表现了一个女儿对父亲的怀念之情和理解之意，这是需要读者特别留意的。

荒诞在于人与世界的共存

加缪的荒诞是存在主义的荒诞吗？他认为，“荒诞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它不存在于对立的两种因素的任何一方，它产生于它们之间的对立。”

阿尔贝·加缪的一生始于贫穷，终于清贫，但是他并不以为耻，为困，为苦，或为罪，他说得好：“贫穷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一种不幸：光明在其中撒播着它的财富，甚至我的反抗也被照亮了。”贫穷与光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从不羡慕，从不嫉妒，从不觊觎，没有“怨恨之心”，而是更热情地投入灵与肉的狂欢之中，他“生活在窘迫之中，生活在某种快乐之中”。他坦然地面对贫穷，免除了嫉妒之心，这首先来源于他的家庭、他童年的生活环境，他说：“免除嫉妒，我首先要归功于我的亲人，他们几乎什么都缺，却几乎什么也不羡慕。这个家庭甚至不识字，它以沉默、谨慎、自然而朴素的骄傲给了我最高的教诲，我毕生受用不尽。”他以贫穷为骄傲，为高贵。他的幸福在于心灵的高贵：“我从来也不能沉醉于人们所说的室内生活（它常常与内心生活相反）；所谓的资产者的幸福使我厌倦，使我害怕。”贫穷与高贵，在他并不是一件矛盾的事情，但是，他为普通人的贫穷与苦难发出了抗议的呼声。贫穷而有尊严，这是他的选择，这种选择使他在荒诞之中找到了一条幸福的道路。

阿尔贝·加缪被认为是一位荒诞哲学家，然而什么是荒诞？加缪的荒诞是存在主义的荒诞吗？他认为，“荒诞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它不存在于对立的两种因素的任何一方，它产生于它们之间的对立”，具体地说，“荒诞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在两者的共存”，所谓“共存”，其表现形式乃是人类社会。这是加缪的荒诞与存在主义的荒诞不同的地方，但是，认识到此并未完结，仅仅是迈开了第一步。在他看来，荒诞只是个出发点，重要的是面对荒诞采取什么态度，即在荒诞的条件下，人应该如何行动，是以死来结束荒诞的状态，还是以反抗来赋予人生某种意义，从而获得幸福。所以，他说西绪福斯是荒诞的英雄的典型。西绪福斯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巨石旋即滚落下来，他又得重新下山，再把巨石推上去，如此反复，了无终期。这是神对西绪福斯的惩罚，加缪从中看出了荒诞的意义。他感兴趣的是下山途中的西绪福斯，他敢于正视那块巨石，敢于把它再次推上山顶，这种精神是对命运的蔑视、挑战和反抗。“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照亮人的心灵”，他发现了这条千古不灭的真理。从《局外人》到《鼠疫》，由个人的觉醒上升为集体的斗争，这正是《反抗的人》要加以发展和明确的问题。

在反抗与革命之间，引入“太阳思想”

加缪试图使革命回到反抗，于是他引进了一缕古希腊的阳光，即“关于界限的思想”，崇尚相对、平衡、自然和人性的地中海思想或者太阳思想。

发现了荒诞，只能说明人的清醒；只有进行反抗，才能说明人真正进入了生活。“在荒诞的经验中，痛苦是个人的。从反抗的行动开始，痛苦才意识到它变成了集体的，成了所有人的遭遇”。反抗只存在于主人和奴隶，即统治和奴役的关系之中，发生于主人对奴隶的驱赶和压迫之时，故只有奴隶的反抗，没有主人的反抗，反抗也只是“转身”而已。反抗不是无限制的，也不仅仅是否定和破坏：“何谓反抗的人？一个说不的人。然而如果他拒绝，他却并不放弃，因此他是从第一个行动开始就说是的人。”所谓“转身”，所谓“限制”，说的是奴隶转过身来，直面主人的压迫说不，从而取得与主人平等的地位。然而，他不可以在说不之后，把主人当做奴隶再行压迫，那么当了奴隶的主人会反抗当了主人的奴隶，对他的压迫说不，如此则怨怨循环，没完没了。这就是反抗越过了限度、变成革命的结果，因此，革命是反抗的蜕变和堕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经受了战争洗礼的加缪曾经发出“从抵抗走向革命”的号召，当他得知苏联存在着大规模的集中营的时候，当他看到“无产者战斗了，牺牲了，却把权力交给了军人和知识分子（未来的军人），转而受他们的奴役”的时候，他陷入了沉思，融汇个人的经验和历史的考察，提出了反抗与革命之间的辩证法。加缪试图使革命回到反抗，于是他引进了一缕古希腊的阳光，即“关于界限的思想”，崇尚相对、平衡、自然和人性的地中海思想或者太阳思想，他说：“在欧洲之夜的深处，太阳思想，这种具有两副面孔的文明正在等待它的黎明，不过它已然照亮了真正的控制的道路。”他进入了蒂巴萨这座“庇护所和避风港”，又“认出了寂静造成的难以察觉的声音”：“鸟儿的持续的低音，悬崖下大海轻而短促的呻吟，树的颤动，圆柱的盲目的歌唱，苦艾的摩擦，倏忽而逝的蜥蜴，我听见了这一切，我也在倾听我身上涌起的幸福的波涛。”

1945年，加缪在《笔记ll》中写道：“为什么我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一个哲学家？这是因为我思想是根据词而不是根据观念。”所谓“词”，乃是具体而微的事物，具有生命的热度；而“观念”，则是从事物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大多缺少活气。加缪的所有思想和行动根据的是鲜活的生活经验，而不是空洞的哲学理念，这是卡特琳娜·加缪的《孤独与团结》为我们呈现的阿尔贝·加缪的面貌和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