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粉饰”南京大屠杀

在南京，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或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南京分会成员的20多位西方人士，他们本着人道主义和良知，奋力救助中国难民，同时以电报、书信、日记等形式作了大量的记录，尽力向外界传达日军暴行，也对日军在南京的谎言宣传毫不犹豫地给以记录和揭露。

粉饰太平的新闻报道

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后，其媒体就竭力宣传南京恢复秩序与安宁。在西方人士日记、书信中提到最多的是日本特务机关在上海办的《新申报》。日军占领南京期间，《新申报》成为粉饰太平的主要宣传工具，自然也成为当时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毫不留情揭露的对象。

12月27日的《新申报》曾发表一则日军“关照”中国伤员的报道。拉贝先生在日记中全文记录了这则报道。报道称：“目前，日本医生在为这些中国士兵治疗，他们因此而很感激日本军队。一个中国士兵腿部中弹受伤，为他治疗的医生寿谷大夫问及他身体情况和是否有兴趣继续当兵时，他回答说：不，但是如果我必须继续当兵的话，我愿意为日本而战。”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拉贝先生在1938年1月25日的日记中记录：“我们的红十字会主席约翰

马吉牧师带来了一位中国女护士的报告。她来自设在外交部的红十字医院(专门收容伤兵)，那里禁止我们外国人进入，只有护理人员偶尔获得准许可外出购买东西。他们就利用这机会找到我们，向我们报告。她报告说，伤兵每日定量只有三小碗稀饭，有个中国伤兵抱怨他吃不饱而遭到一顿毒打，之后他还问日本人：‘你们之所以打我，是不是因为我饿了？’日本人便把他带到院子里，用刺刀把他活活刺死。护士们从窗户里看到了院子中这一处决的情景。”

美国牧师马吉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优待这些伤员是为了宣传而故意做出来的，这样可以抵消当时盛行的难以启齿的凶残。”

1月8日，《新申报》发表了一篇标题为《日本部队安抚中国难民，南京出现令人欣慰的和谐气氛》的报道。文章写道：“摆脱了艰难和死神的难民群众由于日本士兵的高尚行为得到了安抚……在日本部队占领该城之前，他们饱受了中国抗日军队压迫的苦难。……令他们走运的是皇军进入该市后，放下手中军刀，伸出援助的双手，以便治愈这些最穷苦人的伤口和痛苦。……这里的人们又重新享受到了和平的幸福与劳动的快乐。”

目睹南京人间地狱的现实，再看到这样极端无耻的报道，有良知的人们愤怒至极。拉贝先生在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下面收入了刊登在日本人在上海办的《新申报》上的一篇关于这里情况的文章译文，它再一次表明报纸特别是日本报纸什么胡言乱语都会有。这篇文章是一个彻头彻尾、荒谬绝伦的无耻谎言，其造谣手段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主持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救济的魏特琳在1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新出版的《新申报》在1月8日有一篇题为《日本温和抚慰难民，南京城里气氛和谐》的文章，文章有25句话，其中4句是真话，即关于太阳的一句、鼓楼的一句、有关宪兵的一句和日本国旗位置的一句；有一句话一半是真的；19句是假的；还有一句我无法确定。”在魏特琳的另一篇日记里，她写道：“偶尔我能收到从上海来的《新申报》，看来这份杂志有个日本编辑，或者是有个极好的中国傀儡编辑。”

费吴生的日记中也提到标题是《日军抚慰灾民，南京城一片祥和的气氛》的文章。他将文章中美化日军的描写称为“令人作呕的文字”，对文章称南京城里每个人都能呼吸到安宁生活、愉快工作的空气这种大言不惭的说谎方式表示：“这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我能保证这是千真万确的。”

各种宣传品贴满南京城

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久，各种显示日军友善的宣传画、海报与布告就开始贴在余烬未熄的城市中。随着日军占领时间的增加，这样的宣传品贴满全城。当然，内容只有一个，日军是怎样友善地对待灾民，“南京城一片祥和的气氛”。

魏特琳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这样一幅招贴画：画面上是两个日本士兵和一位中国农民，一位妇女和几个孩子。图画中，日本士兵显得非常友好和善，这几位中国人对他们的恩惠感激不尽。画上的文字暗示人们应该回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费吴生在日记中则描写了另一幅招贴画，上面画了一名微笑的中国妇女和她的儿子跪在一个日本士兵跟前，这个士兵正递给他们一块面包。当这些被细致描述的招贴画内容，出现在西方人士记录着日军各种暴行的日记和书信中，日军这种纸面的谎言与欺骗就显得如此可笑和可憎。

对于日方公布的那些日军“关爱”中国百姓，中国人民“拥护”日军之类的照片、影像资料背后的隐情，也可在一些西方人士的日记中觅到踪迹。

魏特琳在1938年1月6日的日记中提到：“我们接到通知，妇女登记继续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进行，男子登记则在金陵大学进行。……几个日本记者来拍照，他们要求妇女们面带笑容，显出高兴的样子，她们尽力而为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史迈士则直接写道：“我们也更加了解了日本的新闻宣传！在他们滥施淫威的1月份，日本新闻小组在城里演出日本士兵给小孩发糖和一个日本军医给20名孩子检查身体的闹剧，但此举动在照相机不存在时怎么没有重复呢！”

费吴生在1938年12月30日的日记中记述：“下午我访问日本使馆时，他们正在指示60个中国人怎样庆祝元旦，其中大多是我们难民营的管理员。五色旗(南京伪政府的国旗)取代国民政府旗帜，要赶制1000幅五色旗和1000幅日本国旗以庆贺新年。超过千人规模的难民营必须派20人出席，较小的难民营出10人。元旦凌晨1时，鼓楼将升起五色旗，那里将有适当的演说与音乐(按节目单进行)——自然，将拍摄快乐的人群挥舞旗帜欢迎新政府的电影。与此同时，城市仍在继续焚烧，三个十二三岁的女孩被强奸或被抢走。”

自导自演的歌舞升平

为了展示日军与在南京的国际人士友好相处的场面，1938年2月8日下午，日本大使馆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大约20名分别代表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西方人士受邀出席了音乐会。关于这场音乐会，好几位西方人士留下了文字。

威尔逊医生在信中写道：“为了显示这里社会生活的恢复，今天下午全体外籍人士受到邀请，到日本大使馆去参加一个由东京军事学院军乐团演奏的音乐会。我们中大多数人都出席了这个音乐会。音乐会还不算坏……六名艺伎奉茶，现场还有一些读卖新闻社的人员照了许多相。每一次他们想给某个人留影，他们就会让一个艺伎斜倚在他身侧，随即按下快门。所以如果你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照片，不要奇怪。”金陵大学的贝德士在1938年2月13日致妻子信中写道：“这里有一个军乐团的音乐会，用于拍摄一部精心准备的新闻纪录片，向我们展示日本军官和艺伎——在南京的友好国际关系。”

音乐会也许很“精彩”，但日方的目的昭然若揭，这样精心准备的音乐会给受邀者带来的不过是无以名状的痛苦。魏特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拉贝和斯迈思来带我去参加在日本大使馆举行的吹奏音乐会。我们无心听音乐，但觉得应该去。20人的乐队在指挥的安排下演奏了很好的节目，但我无法沉湎于音乐之中。当他们演奏序曲《轻骑兵进行曲》时，我的思绪却离不开12月14日路过我们大门口的队伍——那群手被绑着，在日军骑兵押解下行进的一百多位平民，这群人一去不复返了。当他们自豪地演奏《我们的军队》时，被摧残的城市、荒芜的乡村、遭强奸的妇女和小姑娘一一展现在我的眼前。我觉得并没有听到音乐……日本大使馆的官员想帮我们忘掉那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