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文学的敌人--商业主义

美国笔会网站日前转载了“格拉斯俄国新作”丛书主编娜塔莎·佩罗娃2012年为瑞典笔会撰写的文章，介绍俄国文学现况。佩罗娃说，她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从小就在“伟大俄国文学”的熏陶下成长，如今文学和严肃艺术的状况却在日益西化，作家不再有崇高的地位，他们自己也试图娱乐大众而非教化人民，同时，像其他地方一样，大部分俄国人更喜欢俗艳的节目、刺激的游戏和消遣性的小说。互联网让人难以自拔。严肃的思想不得不裹上诱人的包装。出版商劝诱作家们迎合大众喜好，作家的自尊感和自重感因此遭到了破坏。

由于主编格拉斯俄国新作，佩女士得以接触了一些30岁以下的俄国青年作家。她发现，他们并不渴求成为斯大林所说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没有像19世纪的知识分子那样，感到要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青年一代无动于衷而且颇为实际。他们的成长阶段正逢1990年代的政治动荡与经济混乱，因而将乱世当成了常态。尽管他们注重细节，也有文学能力，可以生动地描绘出真实的俄国画卷，但是，“让我感到震惊和沮丧的是，”佩女士说，“他们总是那样冷静和超然，从不指望这个世界能够完美。”

过去，国家压制作家，审查和异见把他们拉向两个方向，要么向左，要么向右，不拥苏便是反苏，没有中间道路好走。如果你奉行“为艺术而艺术”，那你必然就是反苏的。1990年代初，审查松脱，大量禁书涌入书店，此时的新作虽然是“后苏联”、而后又是“后后苏联”的，但它们仍然摆脱不了苏联的过去。只有今天这些二三十岁的新人拿起笔，苏联时代才从文学上走向结束。对他们而言，苏联纯粹是一个历史题目，一如彼得大帝或恐怖的伊凡。

佩罗娃写道:“当局终于认识到知识分子实际上多么无害，于是放手任其所为。现在他们想说什么，想怎样发泄都成，当局根本不在意他们的异议，因为他们的印数很小，而他们的印数通常很小。作家们曾经渴望自由，但最终得到自由以后，却发现没人关心他们那些勇敢的想法。国家仍然在找作家的麻烦，但聪明的作家只把这种麻烦作为宣传的良机。”

她说，在俄国的市场经济时代，低俗小说已经战胜了文学小说，将其推向边缘地带。如果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今天拿着书稿去见商业出版商，多半得不到出版机会，因为他们写得太长，太稠，太嗦，太缓慢，也太严肃了。很多纯文学作家迈入了中端市场，搁在1990年代初，他们这样做，自己都会觉得丢人，因此会使用假名，可如今，拥抱流行文化已经成了精英知识分子们的时尚。

“国家对文化的支持在1980年代末走向结束，一同停止的还有意识形态审查。”佩罗娃在文中写道，“作家们因此得到了言论自由，但民众的兴趣已经无可挽回地转向了大众文化。严肃文学失去了显赫的地位。与此同时，1990年代产生出了丰富而多种多样的文化。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一后审查时代与1920年代颇为相仿——国家又一次置身于暴烈变革的剧痛之中，将从前的偶像推翻，对既有的价值标准提出质疑，并开始尝试新的观念。”表现在文学上，便是各种流派和怪异运动的产生。后现代主义与所有形式的现实主义并存:魔幻现实主义、龌龊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均有一席之地。作家们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和书店，甚至书友会，以求直接诉诸于读者，在公众对新作品没有兴趣的情况下勉强谋生。文学小说印数微小，读者忙于“补课”——狼吞虎咽地阅读从前的禁书，似乎一片盛景，却集体失去了方向。

“这个时期结束了，一度濒临灭绝的言论自由现在转移到了互联网，在那里，新作一片兴旺，而且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有着安全感。”娜塔莎·佩罗娃最后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