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中国社会缺乏“好人文化”

1968年到1975年间的七年，梁晓声曾在北大荒插队，后来基于他自身生活经验写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知青文学，包括《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之后他的写作方向发生改变，作品主要探讨国民责任和公民使命，包括《郁闷的中国人》、《忐忑的中国人》，包括《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梁晓声说，他是可能是唯一一个反复写“论民主”这样话题的作家，大概也没有多少写小说的像他一样写这么多散文、杂文。但这是他对自己的定位，一个作家，更是一个知识分子。这是知识分子面对国家现状产生的焦虑。

“别人问我一个作家为什么要写这些？我就告诉他，你真的不知道嘛？当年在欧洲那些好的作家都这样做过。雨果这样写过，托尔斯泰这样写过，屠格涅夫这样写过，萧伯纳也这样写过。”在书院现场梁晓声这样解释道。

梁晓声回忆说，自己在文化方面的的启蒙很早，中学的时候就把哈尔滨市中学生能找到的书读遍了，法国革命史、伏尔泰、卢梭、托尔斯泰的短篇……这些阅读形成了他对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思考。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相信文化在改变人上的力量，所以他思考、写作，试图用各种形式回答一个问题，“这个国家应该变成什么样”。心中存在这样问题的人并不在少数，但梁晓声认为，“如果我们更理性，对于我们国家的现状了解的更多一些，我们对于国家的要求也会更切中时弊。”

《中国生存启示录》的腰封上，龙应台这样写道，“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纠正社会恶疾和唤醒民众的使命，包括基本概念的重建。在这一点上作家梁晓声先生是令人尊敬的。”

现实问题在于一部分人“富”而未“贵”

作为作家、知识分子，梁晓声对于现实的关注由来已久。1997年他的著作《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出版，划分出了当年社会的七个阶层，并分别描述了不同阶层的生存状况，在当年引起轰动。2011年再版，又在原作基础上加入了农民工和“灰社会”。

从第一本书出版到今天，已经17年过去了。中国社会风起云涌，新的社会现实正在出现，新的阶层仍在分化出来。中国的富人数量在不断增加，但能引领我们这个民族心性提升的、可敬的人士并没有增加，而是土豪多了起来了，财富积累的过程中，相当数量的人没有道德化起来。有人也因此批评梁晓声的书，将财富和道德摆在了对立面，只有穷人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梁晓声在活动中对此做出澄清，“写这本书的意思并不是那么只有底层是道德的、只有草根是道德的、只有平民是道德的，道德这个词就专门属于底层。而是以我的眼来看的话，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那些生活先富起来的人变得更道德一些。而我们这样寄托民族素质的愿望，是绝对不错的。”

然而现实比较令人失望，至少一部分人没有做出好榜样。他们的灯红酒绿、挥金如土给社会带来了很坏的影响。越来越大的财富分配剪刀差，挫伤了当下已经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靠辛勤劳动改变生活品质的信心。

梁晓声认为，这对国家是很不好的事情。在他看来，对于中国的富人来说，在成为“生活中的人上人、贵族”以后，还应当成为精神上的贵族，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里的安德烈公爵，当战争发生的时候率领军队上前线去保卫自己的国家。这是他理解的贵族。

中国应该补上“好人文化”

《中国生存启示录》中有一篇题为“敬畏在中国为什么水土不服？”的文章，探讨我们应该敬畏什么？比如人格的互敬、法律、良知、自然。然而当下种种现实都表明，中国人对法律、环境的敬畏之心是不够的。

梁晓声在现场剖析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敬畏的产生，最初源于宗教对天堂和地狱的想象，人们害怕下地狱而不敢做坏事，希望上天堂而愿意做好事。后来文化从宗教那里接过了传棒，把宗教好的部分变成诗歌、小说，体现在主人公身上，在舞台上形象化，在荧幕上形象化。让人们在文化中产生敬意，愿意像文化中塑造的人物一样生活。

“这种文化不断的太重要了，这是我们中国应该补上的。在西方我认为他们一直有好人文化这一课，好人文化的样板我个人觉得至少是雨果的《悲惨世界》……我们没有补上这一课，我们的宗教也没有达成这样的任务，文化也没有做好二传手。”

1949年之后，中国还经历了一个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一个政治家关于政治的思想被赋予了宗教的力量。阶级间的斗争是暴烈的行动，而不是不是绘画、做文章那样雅致、温良恭俭让。一旦变成阶级敌人，身边的人对你都像寒冬一样残酷无情。这就是当时的一种文化。

“这样的社会太不适合善良的人生存了，”梁晓声在现场感叹到。善良就是他在说好人文化时想表达的全部意思，“无论西方或者东方这一点一定是第一位的，是最主要的”。在一部马上开播的电视剧的结尾，梁晓声借一位母亲的嘴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感谢为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培养出了善良儿女的父亲和母亲们。如果一个青年不善良，不管有多大的能量和才华，他最终不能成为一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