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语言暴力”横行的中国

重建法治

这些暴力的形成，有多重因素。首先是公权力没有受到约束，城管打人，以及拆迁中的暴力，都是有公权力基础的，是有某些制度和法规支撑的。这种暴力产生以后，会激起民间很大的反弹，因为“理”是没法和“力”说的，哪怕老百姓再有理，投诉无门，最后也不得不诉诸暴力，所以，一个城管打小贩，就能造成成百上千人的群体性事件，而且反弹更具暴力性，可能是把城管刺死，甚至导致整个城市的骚乱。以暴易暴是一个相互的过程，暴力只能激起暴力，而无法激起理性。公权力的暴力和民间的暴力是具有同构性的。

为什么会这样？司法公信力不足是原因之一。无论政府还是民众，一旦发生纠纷，无法找可信任的第三者来裁判。在健全的法治社会里，公权力和公民发生利益冲突的话，往往不是诉诸暴力，而是由司法来仲裁。但在今天的中国，有“法”却“法治”不足，各级司法机构服从当地政府利益，司法系统往往以维护公共利益的名义，与当地政府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而地方政府又往往与地产商等利益集团捆绑在一起，于是形成了利益集团、政府和司法的利益一体化。

社会上也就慢慢形成一种思维：如果要解决问题，就要把事情闹大。政府也形成一种处理模式：一旦事情闹大，为了维稳的需要，政府就息事宁人，不再辨别纠纷中的具体是非，而是用维稳费用花钱买平安。本来是小事情，可以正常解决，但在部分群众看来，只有闹大，而且往往是用暴力的方式闹大，才会引起重视，才会迅速得到解决。

暴力泛滥背后是制度性的缺失，特别是法治的缺失。本来有制度，有法治，就是告诉人们，解决纠纷可以不必通过暴力。暴力冲突的结果通常是两败俱伤，很少有双赢的。因为暴力往往是你死我活；双赢的达成则需要大家坐下来说理、谈判、妥协。法治本来应该是超越于各种利益集团，超越于政府利益、公民利益之上，这才是法治，司法维持的就应该是这样的法治。

所以，要告别暴力，首先需要的就是制度重建，特别是法治的建设。不能仅仅期望于政府，信访、维稳不能解决一切。政府也是有自我利益的，很多纠纷是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与民众发生的纠纷，政府本身就是利益相关方，你怎能指望政府可以解决好这些事情？必须让司法体系起到仲裁机构的作用，这才是一个根子上解决的办法。

告别革命逻辑

讲到暴力，我们很容易想起毛泽东的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任何革命都有神圣的名义，为了达成某个神圣的目标，对被革命的神圣性所排斥的敌人就可以采取非常规的、非法律的暴力方式。它用目的的合理性来肯定手段的合法性。虽然今天有告别革命的说法，但是革命意识形态远远没有肃清。今天，为了公众利益，为了国家长远前途，公权力的暴力似乎就是合法的，就是可以容许的。虽然今天不讲“革命”了，只讲“公共利益”，但各种公权力的暴力，背后的逻辑依然是变相的革命逻辑。我并不是反对一切革命，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并不需要这套革命话语。

冲突的双方往往是有同构性的，否则很难形成冲突。民间的暴力与公权力的暴力，虽然是对抗的，但是逻辑形态和表现形态是完全同构的。底层在诉诸暴力的时候，也是诉诸这套革命话语，因为代表着正义，代表着苦难者，就可以不择手段，甚至殃及无辜。很多暴力事件一开始是冲着公权力去的，后来打砸抢，殃及无辜。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黑官、黑商、黑精英这三种人最容易成为冲击对象。背后的逻辑也是革命的逻辑，行动者借此赋予自己一种合法性。

因而，要避免暴力，除制度重建之外，就是要在观念上检讨诉诸实质正义的革命话语。革命永远是诉诸实质正义的，法治的终极目标虽然也是实现实质正义，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但法治的基本形态是形式正义。它不能容忍以实质正义的名义来破坏法治的基本形式和条件。不能因为你受了委屈，你就可以打砸抢；不能因为你代表公共利益，就可以把人家的房子拆掉。这都是现代法治所不能允许的，它不问你行动的理由是什么，只问你行为本身是否符合法治，这是法治最为核心的一个东西。

诉诸实质正义的革命话语，是暴力泛滥的第二个温床，是观念性的温床。暴力的自我辩护、自我肯定，往往都是通过实质正义的方式来实现的。中国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而不缺实质正义的传统。儒家为民请命，皇帝代表天统治天下，乃至老百姓的反抗，都是诉诸实质正义的。我们要在观念上，在公民文化、政治文化上破除实质正义的迷信，树立起普遍的法治观念，遵守程序正义，我们才有可能避免暴力。

寻找“重叠的共识”

今天在BBS、博客、微博上充满了一种软暴力，话语暴力。稍有不和，立即诉诸于语言暴力。听不得人家的不同意见，也没有耐心说理。很多争论往往是气胜于理，用气势压倒对方。今天很多大学生辩论赛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不是来说理，也不愿倾听对方，以气势压倒对方为目的。我不是说他们充满语言暴力，而是说气势背后的理性成分很稀薄。

让人担忧的是，暴力倾向正在向过去认为比较文雅的读书人和中产阶层弥漫，从公权力到民间，从底层到读书人都不乏暴力倾向。不仅有底层百姓充满戾气，在知识分子中也同样有地方充满戾气。话语暴力不仅充斥于一般社会人群之间，还充斥于本应最讲文明、最讲理性的知识分子中间。本来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现在秀才碰到秀才，也有理说不清了。

这种情形的成因很复杂，其中一个是今天已失去了秀才都遵从的理，过去秀才和秀才碰到一起，有儒家共同的理，虽然解释不同，大家可以争论，但好歹还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在那里。现在社会多元了，这当然是好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应该是分裂的。不同价值观之间也有可能形成罗尔斯所说的重叠共识，形成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公共文化。在具体问题上，比如同性恋问题，堕胎问题，是否允许持有枪支等等，在美国也争得一塌糊涂，但不管怎么样，一些基本的价值他们是分享的。当今社会出现的信任分裂，不少是知识架构的分裂；相互之间既不愿倾听，也不愿寻求共识，更多的是相信自己真理在握。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宗教冲突，很少为了信仰而发生战争，各种信仰之间可以相安无事，相互融合，三教合流就是如此。但是自从上世纪初以后，各种思潮兴起，每一种思潮都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并伴随着军事、政治实力的厮杀，批判的武器演变成武器的批判。这形成现代一个非常不好的传统，各种思潮背后，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也没有共同的政治文化。今天话语暴力泛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如果读书人之间不能找到一套共通的理、一个基本的公约数、一套公共的文化，语言暴力是不会平息的。因为对话需要通过一种对方也能理解的方式来实现。没有一个双方都能理解的公共话语，争论只能是鸡同鸭讲，最后只能诉诸双方都能听懂的语言——暴力语言。总之，如果失去了公共价值和公共话语，就会有话语暴力横行的局面。

另一个原因，乃是一部分读书人在现实生活中郁郁不得志，受到压抑。在这个制度环境里，一些话不能讲，一些牢骚不能发，准确地说是不敢发到该发的对象那里去。我不敢骂主人，打打主人家的狗还不敢么？一个社会如果缺乏一个宽松的环境，缺乏一个自由表达的话，实际上是在鼓励戾气。这种戾气如果不敢向强者发泄的话，那要么就流向弱者，要么就流向同道。很多话语暴力，不是要表达理，而是要表达情绪。戾气充塞，背后都是被扭曲、被压抑的心态，自然也没有耐心讲理。

最近，卡扎菲被起义的士兵凌辱而死，他当然是罪有应得，因为这些人是他自己塑造出来的。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卡扎菲阴魂不散，今天凌辱卡扎菲的革命士兵们，明天坐在台上，他会尊重他的对手吗？会尊重他的人民吗？暴力的制造者，不仅制造了暴力，更可怕的是按照他自己的模式塑造了敌人。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在社会现实中结下了一些怨仇。这些怨仇将以怎样的方式来解开？有没有可能和解？还是只能以怨抱怨地复仇？要实现和解，终结暴力，必须从和平年代开始。如果和平年代就充满暴力，你很难指望一个乱世里没有大暴力的发生。而和解的前提是：让自己活，同时也要让别人活。如此才可能使怨仇得以和解，走向一个和平共处的法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