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重器与瓷都华彩的相遇

一只老虎两条尾巴

1989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镇发现一座尘封3000年的艺术宝库，数量庞大且精美绝伦的出土文物令世人震惊。经辨别，这是一处大型商代遗存，埋藏着475件青铜器，它们品类齐全、造型奇特、铸工精湛、纹饰华美，反映了赣江流域高度发达而璀璨夺目的上古 文明，呈现出一个失落已久且神秘玄幻的“青铜王国”，这也构成了展览的第一部分。被静静地放置在展厅里的商代兽面纹鹿耳四足青铜甗，就出土于这里。这件甗通高105厘米，甑口径61.2厘米，鬲高39.5厘米，重达78.5千克，是现存已知最大的青铜“甗王”，为罕见的四足甗。甗是古代蒸煮器，此甗双耳外侧饰燕尾纹，双耳上各立一雄鹿和一雌鹿，回首瞭望，乖巧可爱。于器身上立兽是商代江西青铜文化的地域特点，而且整器一次浑铸成形，说明当地在商代就已掌握了高超的青铜范铸工艺。

“这批青铜器器类组合与中原模式有显著差异，而且礼器中没有一件镌刻铭文，造型和纹样方面也表现出浓郁的区域特色。这是继河南安阳殷墟、四川广汉三星堆之后，商代考古又一里程碑式的重大发现。”谈及大洋洲的考古发现，北京博物馆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本次展览特聘专家崔学谙十分兴奋。他介绍说，学者们对于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的归属各持己见，有观点认为这是独立于商王朝的“虎方”、“戈族”或“句吴”等部族的遗物，也正因此，很多出土器物都以该族的图腾“虎”作为装饰。据悉，新干大洋洲文物出现各种造型的虎有56只之多，可谓虎多成群、蔚为大观，为其他地区所罕见，因而“虎”成为大洋洲文物中最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标识。展柜中的一件商代伏鸟双尾青铜虎是其中的代表。此虎虽样貌憨态可掬，却不失威武勇猛之风，体态蓄势待发，尽显王霸气象。但仔细观瞧，虎后长着两条尾巴，这显然违背自然常理，不知新干大洋洲先民为何有此新奇想法，是单纯为了设计美观，还是另有神秘意图？

“这个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你看，虎背上静静地卧着一只小鸟，扬起脖颈，悠然自得，与身下那只凶猛大虫形成动与静、强与弱、大与小的鲜明对比，有点黑色幽默的感觉；鸟儿虽然渺小，却全然不惧猛虎之威严，宛若猛虎的驾驭者，颇有以柔克刚之哲学意味。这件青铜虎应是传说中‘虎方’国的图腾之物。”首都博物馆青铜器专家冯好接着说：“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商王朝为掌控青铜资源派贵族南征开疆拓土的佐证。不管定论如何，这些器物凭借其高超的工艺和独特的风格，推翻了长期以来流行的‘江西在汉代以前是荒蛮之地’的说法，证实江西曾经在青铜时代有过和中原文明并行发展、平分秋色的历史阶段。”这点在此次展览中也有所体现，不只礼器，兵器、工具、农具也一应俱全。例如商代兽面纹青铜温鼎和商代兽面纹提梁方腹青铜卣，最为奇特之处在于它们都具有双层底：前者夹层之间可置炭火给鼎食保温，有点像今天的保温盒，夹层一侧有上下启合的活门，用以塞入炭火，可谓匠心独运，极富生活智慧；后者双层底的夹层可置炭火温酒，也可将卣浸入热水中通过腹部开口加速酒温上升，颇为新奇，堪称上古时代的水热温酒器，同时提梁还可拆卸下来，表现出极高的工艺技术。

“飘着”树叶的茶碗

想到江西，不可不提的还有其举世无双的陶瓷生产史，从上饶万年仙人洞出土的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陶器算起，已有两万多年的岁月。自商周、秦汉、两晋以来，江西陶瓷经历了从原始走向成熟的阶段，丰城洪州窑、吉安吉州窑、南丰白舍窑、景德镇湖田窑等都是古代中国著名的窑场，元代设立浮梁瓷局后，景德镇逐步成为古代中国的制瓷中心。明清时期，景德镇御窑将陶瓷艺术推向新的高峰，御窑厂专门烧制皇宫用瓷，带动了民窑的大发展，使景德镇成为名闻天下的瓷都。“江西陶瓷的历史性、传承性、创新性和独特性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形成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陶瓷文化。”江西省博物馆专家彭明瀚讲解道。

1962年，江西省南昌市文物店收购了一件极为精致的宋代吉州窑黑釉木叶纹碗，是江西陶瓷烧造史上的点睛之器。吉州窑是南宋到元代以生产民间日用陶瓷为主的民窑，木叶贴花则是吉州窑独创的一种典型的黑釉瓷装饰，是将天然树叶浸水腐蚀后留存叶脉，然后贴在已施黑釉的器物上，再敷透明黄釉经高温烧制而成，树叶的形状、叶脉清晰可见，多用于装饰碗的内壁。如果注上茶水，眼睛和茶盏口保持水平，就会看到树叶仿佛在水中漂浮，别有一番情趣。“是什么启发陶工在釉上装饰树叶呢？”围绕着这件文物精品，观众们都很好奇。“这个问题已很难找到确切答案了”，一旁的首都博物馆瓷器专家裴亚静解释说，或许某个陶工在生产时没有发现釉面上落了树叶，等产品出窑后却发现这片树叶已然与瓷器融为一体，极具自然美，于是他将错就错，研发出了这种特别的瓷器装饰方法。

除了精美器物之外，在展览的“天下瓷都”部分，看起来很“萌”的北宋青白釉牵马俑也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这件胡人牵马俑为手工成型，1970年于江西省景德镇市郊新平公社洋湖大队出土，在昂首、龇牙、翘尾的马两侧，各塑有一尊圆目、高鼻、发髻高挽、脚蹬长靴、身着短袖褂的胡人，其中一名胡人伸手作牵引状，马背上马鞍绳套齐全。据了解，胡人牵马俑多见于唐三彩，反映了唐人通过丝绸之路与外域的密切联系；而在宋代，丝绸之路被切断，中国和西方的陆上联系大大减少，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接触机会相对少于唐代，“似乎宋人是凭着对胡人的大胆想象烧制出这件瓷器的”，工作人员如是说。

依着展线继续向前观赏，1974年星子县陆家山出土的南宋錾刻云头纹银杯映入眼帘，只见银杯口沿及圈足錾饰一圈朵花纹，通体锤打变形如意云头纹，其凹凸的纹饰线条呈现出雕漆般的艺术视觉效果；而明代藩王墓出土的丝织品保存完好，样式精美，华贵富丽，是明代中国丝织制造业高超水平的充分体现。随着宋代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银产量的大幅提高，银器皿制造业得到空前发展，《东京梦华录》中就有所记载：“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奉。”足见民间银器皿使用之广泛。在展览的最后一部分“文韵流芳”中，大家可以从宋明两代先人遗留下来的无瑕玉器、华美金银、锦绣袍服和清幽书画之中依稀品味到那个时代清雅高洁的文士情趣，欣赏到那个时代落落大方的审美格调，感受到那个时代超凡脱俗的气韵芳华。

纵观展览，来自江西省多家博物馆的160余件（组）精美文物向我们展示了赣鄱大地璀璨瑰丽的历史风貌。首都博物馆副馆长杨文英表示，如果说新干大洋洲青铜器展现的是坚实、刚毅、抽象的远古雄浑之美，那么晋唐青釉和景德镇的青花、斗彩、釉里红等江西瓷器展现的是莹润、大方、斑斓的雍容华贵之美，至于金钗银碗、玉带歙砚、团扇袍服、文人书画等蕴藏宋明文韵的宝物，展现的则是端庄、雅致、脱凡的士人风骨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