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百姓应该做点属于自己的“荒唐梦”

以下为发言实录：

老智（智效民）在《民国旧梦》这本书里提到，1932年《东方杂志》给大家出题，让大家做梦。当时很多名人都表现得忧心忡忡，觉得刚刚九一八事变，中国的前景不好。大家做的梦都有关那个时代，跟今天有点相似，做的是关乎民族国家的梦，只有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的梦是想让全国人民都用上抽水马桶。我们长期以来不会做“个人的梦”，或者做了“个人的梦”却不敢说出来。我们小时候动不动就说国家、集体、公社，说怎么做就怎么做，谁敢做自己的梦呢？有时候晚上睡着了控制不住，偶尔做自己的梦，梦到娶媳妇，早上醒了觉得非常荒唐、非常不像话，太资产阶级了。有些胆大的人敢说出来，结果被人一顿痛批。

老智也提到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是一回事，很多人认为新文化运动不好，把中国文化给毁了，觉得五四政治运动是好的、爱国的。但在我看来正好相反：新文化运动还不错，没有这种思想解放、破除旧伦理，我觉得中国知识界的精神面貌很难改变。而政治运动怎么样？当时学生上街游行，是由于巴黎和会时中国政府外交失败，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被转送给日本，人们觉得中国要亡了。但中国真的是要亡了吗？战争打完了，我们是战胜国，地位提高了；但即使是战胜国，拿不到要求的也是正常的。为什么呢？日本也是战胜国，但它是战胜国中五大强国之一，从德国人手里抢来青岛和和胶济线，你没有实力让它吐出来。而巴黎和会上中国是第三等国家，这个和会怎么可能满足中国的条件呢？条件一旦不被满足就有人说中国要亡了，然后在国内找卖国贼。

比如曹汝霖，我找了半天，真的是踏破铁鞋地找，就没有找到一星半点曹汝霖卖国的证据。游行的学生也没有证据，他们听说曹汝霖家在赵家楼胡同，家里供着天皇的像，正跟日本人密谋呢，一下就冲过去了，翻大门进去，把家里砸的稀巴烂。砸光了还不解气，还一把火把曹家烧了。曹汝霖脸上抹了灰躲进厨房，逃过了一劫。正好赶上章宗祥去，把章宗祥揍了半死。这个过程中既没有看到密谋，也没有看到天皇像，什么证据都没有就砸，反正砸就对了。包括有些知识分子一直在声讨曹，认为就是该砸，因为曹是卖国贼。但是曹定罪了吗？凭什么去打人、去烧房子？只有一个人，梁漱溟，说这件事怎么都是犯罪。这就是犯罪啊。

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学生在追求什么呢？追求个性解放、个人自由，最典型的就是逃婚、逃出封建家庭，这当然很好。但是到五四运动的时候就开始限制别人的自由了，比如抵制日货，差不多抵制了两年。学生抵制日货是可以的，把自己的日货砸了、烧了是可以的，但是不让别人用，道理何在？人家卖日货，你就砸人家的铺子，把老板抓出来戴着高帽子游街；如果有人对抵制日货发表不同意见，就把报馆给砸了，把主编、主笔抓出来游街，一边走一边打，这叫怎么回事呢？这样的行为在五四运动中是非常普遍的，而且是全国声援。这样一场运动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就因为你是爱国的，所以什么都可以干，你可以烧人家房子、砸人家东西，可以砸人家铺子、抓人家游街，甚至可以把人打死。人家坐日本的船，你就给人家背后涂一个大字“奴”。这种爱国运动有什么可称道的呢？你有本事就冲到青岛去跟日本鬼子肉搏啊，满大街打中国人干什么呢？2012年5月15日，全国砸日系车、打日系车车主，跟这有什么区别？但是当时的精英们、包括自由主义者们，没有什么人反抗，梁漱溟倒是说了句实话，但严格说来谈不上反抗，而那些自由主义大佬们都没有说实话。曹汝霖留日就一定是卖国贼、日本汉奸，这个逻辑跟文革的时候有什么区别？文革时，留日就是日本特务，留苏就是苏联特务，留美就是美国特务。我们这个民族有变化没有？我们没有个人主义之梦，不承认个人的价值和自由，这个社会能进步吗？

好像我们做“个人梦”必须跟大梦联系在一起。但把人都圈在棚子里面、大家都是一个主题“中华之崛起”，这可能做到吗？不可能的。这个过程具有忽视个人自由和个人特性的倾向。今天我们为什么聚集到这个地方，是因为大家讨论民国。民国不见得能好到哪里去。那时候帝国主义总想灭掉中国，侵略还是很平常的事情，除了战乱就是战乱。而今天不一样，今天的中国真是没有外患之忧了。但民国有一点是我们现在没有的东西，就是管得没有那么严，不是你回家在床头跟老婆说两句话，老婆一激动就爆发了，那时候这么干的话全社会都会谴责老婆。其实我想寄希望于后来，应该有比民国更好的社会、更多的自由。给老百姓多点自由其实没有什么坏处，让他们多做点属于自己的荒唐梦，其实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