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如果没有散文生命便不可想象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赞赏，不管评论界是否同意这样的称赞，对一个背负“散文叛徒”名称的新散文家来说，就像他在2002年写作的《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一般，他们这一代人在散文这条路上的探索进步，是让人无法回避的现实。

问：对于这一代新散文作家您怎么看？

祝勇：对于新散文作家，我觉得像张锐锋、庞培、周晓枫、格致这些散文作家，包括我自己，还应当在既往创作的基础上，在已经取得的这些成果的基础上保持创作的连续性。新散文不应该是一个过去时，应当是一个正在进行时。我这里必须强调一下新散文不是一个流派，不是一帮人，不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人是新散文。就像一个组织似的，就是这批人，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些人写了非常陈旧的散文，我们应该就是被“打倒”的对象，我们就不是新散文作家了。它是一个状态，是不分人的。

另外更多的年轻散文作者们能够在自己的创作中体现这样的创新，使新散文成为正在进行时，永远是正在进行时，跟张三、李四没有关系，跟祝勇、跟张锐锋都没有关系，是永远属于每一个创作者自己，是每一个作家自己的正在进行时的东西，我觉得这才是新散文的本质

问：你觉得现在的新散文写作达到你理想的状态了吗？

祝勇：我觉得新散文，从1997年、1998年《大家》、《人民文学》承认，以栏目来推出，到现在差不多十五六年，将近20年的时间。在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中，我觉得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因为每个人的散文的文本都非常丰富，非常厚重。而且刚才我说了作家群落之间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是不可重复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替我来写，来重复我的话语方式，我也扮演不了张锐锋这个角色，包括周晓枫、宁肯、钟鸣，包括格致写的那些，她是以生活的细节作为她的素材范围，我们非常熟悉的细节，但是她对它进行重新阐释以后非常有张力。这些生活在散文写作中每个人都不一样，呈现的面貌是特别的丰富。

每个人的写作非常丰富，整个创造的整体又特别地丰富。我觉得这样的面貌，在过去几十年当中，从散文的文体来讲从来没有出现过。甚至于说一句可能有人觉得夸张的话，从广度、深度、探索性来讲，目前散文创造的格局和成果，比起来“五四”之后白话散文创作，我觉得并不逊色。不能说达到这样的初衷，但是我觉得出现这样的局面已经非常好了。而且不管是持什么样的态度，是一种讽刺的态度，还是一种批评不承认的态度，它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否认的巨大现实了。我觉得这个是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取得的一个很好的成果。

问：但是外界对新散文，对散文界的成就反应似乎都很冷淡？

祝勇：对，这个可能是跟大众都不了解一定的关系。另外，跟传播也有一定的关系，这是涉及到另外一个话题了。

实际上有一些人，社会也是非常接受的，比如说格致就有很多的读者。再往后比如说70后、80后作家，他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传统的散文意义上的写作了。他们不可能再回到中学课本上教的那些东西，他们实际上也在往前走。为什么他们在往前走？跟新散文90年代以来的突破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包括后来的一些年轻的写作者，比如说安意如、安妮宝贝，他们的散文我觉得也应该算在新散文这个概念当中，也是顺着时代的发展往前走，已经区别于老派的散文的东西。

问：散文之于你意味着什么？

祝勇：我觉得散文是表达生命最直观的方式。因为小说、戏剧还是要通过一些故事，还是间接一些来表达你对世界的看法、对生命的感受。诗歌虽然是直接，但是更抽象一些，更加哲学化一些。散文是最直观的方式，即使是我写李鸿章，也是表达了我对世界的某些看法，甚至于我对某些人物妖魔化的认识表示不满，这也是我的看法，更不用说直接写现实生活。我觉得散文承载着生命最直观的表达，刚才说拯救散文这个问题，我们不敢说那么大，但是散文的没落和消亡实际上会使我们丧失一种生命感受的文体或者是一种武器，因为它们之间是密切联系的。所以我对散文这种文体看得特别重要，我觉得生命不可能没有表达，我们嘻笑怒骂不可能没有表达，不可能没有更深层的思考，不是骂大街就是嘻笑怒骂。不是这样，这是一种很浅表层次的东西，我们会有一些深入的思考，这个必须通过散文来承载，离不开散文。

问：如果现在没有散文呢？

祝勇：如果没有散文我觉得生命就不可想象了，散文应当提到这么一个高度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