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编剧是一种凝视灵魂的职业

从《霸王别姬》到《图雅的婚事》，芦苇通过自身对灵魂的解读，将这些故事诠释成剖析岁月的生命史诗。在从事编剧以来，虽然作品表很短，但几乎部部都可载入中国影史，二十年前的《霸王别姬》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2006年的《图雅的婚事》摘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在一部部经典背后，他将时光酝酿，坚持着自己的感觉，延续着这份被他称之为“雕刻时光”的事业……

我的电影价值观：坚信人性的价值

问：第五代导演的崛起和当时的文学“爆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编剧是勾连起小说和电影最重要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您是当时中国电影能风起云涌的推手。能制造那么多轰动，肯定与抓住了那个时代的脉搏有关。先请您谈一下，您如何看待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社会文化？

芦苇：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是一个相当开创、探索的时代。中国文学和艺术都受到大的时代风气的影响，电影也不例外。这个时代是一个探索和希望的时代，它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有一种奋进的精神在里面。

问：您这代人经历了文革以及其他苦难，您如何评价这些经历对第五代导演的影响？

芦苇：从那个时代里过来的人，内心都比较坚强。为什么第五代导演的早期作品力量比较强大，比如《霸王别姬》、《活着》里面，我们都能看出那种非常强韧的精神力量，原因就在于我们这一代人在生活里已经把这一课上完了。

但这种苦难中积累起来的力量，到了财富中很快就被消解了。富贵跟贫困是一样的，都是一种考验。第五代为什么垮？说好听点是“被市场”，说直白点，就是被金钱打败了。他们有了时间，有了话语权，却没了目标。拍《霸王别姬》和《活着》的时候我很高兴，我觉得我曾经走入了一个虚幻的梦境中，我以为这是第五代电影的起点，可没想到，它却也是终点。

问：中国电影从那个时代走到现在，在剧本的技术和思想层面上，您认为它的“变”与“不变”是什么呢？

芦苇：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价值的探求、追问，它不再像过去那么执着，也没有过去那种披荆斩棘的勇气了，这个是“变”了的。但它“不变”的是政治和商业的属性，对权势，对金钱的盲目崇拜。现在的电影，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对金钱，对票房，对市场的盲目崇拜——不问青红皂白的崇拜。它只要有一个商业的包装，任何垃圾都可以容忍。

问：那哪些是“该进步而未进步，不该后退反而后退了”的呢？

芦苇：它的文化价值的表达应该是进步的，可是未进步。它的文化品质不该后退反而后退了，不该衰退反而衰退了。

问：您的电影价值观是什么？

芦苇：在我们各种各样的价值观里面，我始终以一点作为依靠——人本主义，或者说人道主义。站在人性的立场，坚信人性的价值，这是我对电影的基本观点。

《图雅的婚事》表达了一种忧虑

问：中国电影在今年的柏林金熊奖上大放异彩。由您编剧的《图雅的婚事》也曾获得过金熊奖，现在回头来看，您如何评价《图雅的婚事》？

芦苇：那是大概2004年的时候，我看了一个电视纪实栏目，一个发生在四川农村的招夫养夫的故事很打动我。我非常想拍跟中国现实生活的真实情感息息相关的影片。其实《图雅的婚事》反映了时代巨变下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的变化，我认为是一部具有人文品质的影片。

问：到了《图雅的婚事》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种电影更关注个人，时代的压抑就变成了环境上的磨难，从人性上来讲，这样的背景可能更具有普遍性，您认为此时的转变是什么呢？

芦苇：《图雅的婚事》其实跟我的电影追求是一致的，真实的人性，关注真实的问题。比如说《图雅的婚事》是反映并预见了草场退化的现象。看到今天已经是事实了，沙尘暴、雾霾天，现在已经呈现了愈演愈烈之势。当时《图雅的婚事》这个主题所表现的问题，到今天已经全部显示出来了。其实真实的表达就是一种忧虑，而且希望越来越多的人都关注这种生存和环境的变化。

问：除了《图雅的婚事》外，《霸王别姬》和《活着》也是您脍炙人口的两部影片。您当时改编这两部影片时，初衷是什么？有没有特别的倾向性？

芦苇：其实我这个初衷就是心有所感，心有所动。它一定是注重了我内心的一种情感，欲罢不能，所以就这么写了。

说到倾向性，第一，忠于我对这个时代的情感，第二，忠于我对这个时代的反思。忠于这个时代的情感，是说忠于自己对生活的感受，而不是说忠于自己的情绪，否则就太狭隘了。

问：您的这种追求和坚持在之后的编剧实践中是否一直都在坚持？

芦苇：那是一定的，因为这是初衷，是当编剧的一种乐趣，会乐此不疲。

问：这种坚持到现在为止，有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么多年来您对此有什么感受？

芦苇：坚持到今天的时候，我只是感觉比较寂寞。响应的人比较少，有这种感受、追问的人太少了。大家对自己的文化氛围，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对自己的生活经历追问太少。好象都是在得过且过，包括我们的电影也是。

编剧应“凝视灵魂”与心灵打交道

问：电影从早些年的“思想解放的旗帜”的作用，变成了现在这种越来越偏向于实现娱乐作用，您如何评价这种转变？

芦苇：商品社会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但是我们应该防止商品成为人们活动的终极目标。虽然商品发展是社会进步，但也要防止商品崇拜和商品终极消费。商品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于商品的目的和用途。

当商品成为上帝的时候，这个世界基本上是一个毁灭的世界，它的伦理，它的社会秩序一定会让它成为一个崩溃的时代，它甚至会影响到电影和文化。而不幸的是，我们似乎在一无反顾地在朝着这个方向滑动，不由自主的涌向这个方向。

我们形成了金钱崇拜，物质崇拜，唯一缺乏一个对人性光辉的崇拜。包括电影也一样，《小时代》就是这样的，《小时代》的魅力在于什么地方？商品的魅力，而非人性的魅力。所以《小时代》它的主题，主要就是商品，很少有人性的魅力。

问：您刚才提到了《小时代》，那您认为它展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芦苇：所谓的《小时代》就是物欲横流的时代。我只是很遗憾的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中国银幕上的东西跟我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这个结果在某种意义上非常不幸。

问：从编剧的角度来说，您觉得编剧现在能为电影的多元化发展做些什么？

芦苇：这个话题其实挺大的，因为电影非常复杂，类型很多，我只能说我把我感兴趣的东西做好就行了。其实我所熟悉的，和我能掌握的电影类型非常少，比如说正剧我还可以，悲剧、传奇也可以，但如果让我拍太空片或童话，那我就一无是处了。

不同的类型需要不同的“才和力”，我就把自己看得很清楚。我只能写像《图雅的婚事》这种，你要是让我去写《小时代》这类剧本，对不起，我写不了，因为太陌生了。电影所表达的东西是非常有意思的，里面有它自己的知识结构。

问：您曾说过，您认为编剧最重要的是“灵魂指向问题”？

芦苇：这只是对我这种编剧而言，我们写历史大片，写社会正剧，写一种带有一定探讨色彩，比如探讨社会问题、公众问题等，这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娱乐大片来说，“灵魂指向问题”并不迫切，这种电影只需要你看看就可以了，它是另外一种标准。

问：作为观众来说，他最不关注的就是一部电影的编剧，所以无论电影成功与否，编剧都可以说是一部电影中的“隐士”，那您如何看待编剧这个职业？

芦苇：这个职业我只能谈我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编剧确实是一种凝视灵魂的职业。你必须要和心灵打交道，它在这个意义上会非常丰富，非常诱人。其实这些问题都是一致的，你想真正关注这个个人的话，你一定会关注到时代，因为人不可能脱离时代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