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晚清的真正敌人？

林则徐说的没错，直到他1850年逝世前，大清朝野不过是刚刚通过鸦片战争知道了英国这个强敌，对于俄国的了解和定位基本还停留在康熙时代雅克萨之战的“败军之将”，而俄国此时在华的扩张也尚未启动。尽管林公在鸦片战争前一系列对英军政外交问题的处理上大有可商榷之处，但这位“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在对俄国的认识上的确超越了他那个时代，我最佩服林公的一点是，他明明是因为英国才被流放至伊犁，但在新疆的所见所闻让他迅速修正了反英观点，突破了个人际遇和时代局限，成为了在中国提出“俄国威胁论”的第一人。

林则徐在那个时代断言俄终为中华大患注定是寂寞的，当时大清朝野对此的反应竟然是“闻者惑焉”，即便是《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在当时也认为“俄罗斯亦震我兵威，故两百载无边患”。

“吾老矣！君等当见之”，林则徐逝世8年后（1858年），他的这一“恐俄”预言终于应验了。就在这一年，俄国趁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在东北出兵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割让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瑷珲条约》。

即使到此时，大清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敌人仍然是英国和法国，圆明园的一场大火甚至让俄国那么大规模的领土扩张显得“低调”起来。不过，明白人总还是有的，林则徐首创的“俄国威胁论”终究在大清朝野中渐而蔓延开来。

第二次鸦片战争似乎让晚清士大夫一夜之间成熟了起来，让人惊讶的是，此时对于国际形势了然于胸的士大夫已不在少数。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中一连写了数篇“反俄”雄文（《俄人志在并兼》、《中外合力防俄》、《合六国以制俄》），他极具国际视野的指出，俄国在欧洲方向的领土扩张被英、法、德等大国所压制，它的战略扩张重点很可能会逐步转到亚洲特别是中国方向上来，“此中国之强敌，不可忽也”。

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也专门辟出“边防”一节，强调俄之边境“包中国东西北三面，横亘二万里”。薛福成判断基本与王韬一致，认为俄国的扩张重心将转移至中国，“俄非无事之国，不得于西，将务于东，此必至之势也”。

袁世凯的叔父袁保恒在呈给朝廷的密折中也断言，在大清朝的诸多外敌中，“惟俄夷为最强，亦惟俄夷为最狡”，认为俄人侵略中国时的策略往往是不动声色，暗暗布局十数年，然后在趁机“肆毒于十数年以后”。郑观应在那本著名的《盛世危言》中也做出相似的判断，“防俄宜先”。

尽管晚清如王韬薛福成这样的士大夫精英对国际形势已颇为了解，但受限于传统知识背景和思想资源，他们非常喜欢借用春秋战国时代的局面来比附晚清时的国际政治格局。正如薛福成所说，“今地球大势，颇似春秋以后、战国之初”。

在这个十九世纪的“国际版”春秋战国中，几乎所有参与“想象”的晚清士大夫都惯于将俄国比作秦国，如与俄国打过很多交道的曾纪泽就说，“俄罗斯为西洋著名杂霸之国，正与战国时嬴秦无异”。用现在的眼光看来，将俄国比作秦国的说法虽然有几分滑稽，但也算基本靠谱，两国最大的共性是，同为尚武侵略成性之国，与西方（中原）主流文化始终格格不入。

在薛福成的版本中，除了俄国是秦国之外，英国是实力足以与秦国一决高低的楚国，法国是享乐主义的齐国，德国是尚武的赵国，美国是偏远的燕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这两个二流列强则是韩国和魏国，最搞笑的是，日本被视作战国时代最为好战的小国——中山国。至于中国，薛福成虽然很有自知之明的没有将祖国列入“战国七雄”之中，却给比附成了东周，“中国尚文德而不竞武力，颇有宗周气象”，暗含的意思是，中国虽然是个弱国，但和东周一样，还是天下正统所在，是天子呆的中央之国。

既然是俄国是秦国，那么顺理成章的是，必须借用“合纵”的历史经验才能对付它。比如王韬的防俄策略就是“合六国以制俄”，认为中国必须与英国日本结盟，“然后励精图治，发奋为雄，盛兵备，厚边防，乃足以有恃而无恐”。总体来说，晚清士大夫精英们虽然高唱“俄国威胁论”，但同时基本也都是“恐俄症”患者，几乎没有人认为大清朝可以独力抵挡俄国的扩张，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国际上找盟友。

将“合纵思维”推至登峰造极乃至走火入魔的是张之洞。尽管张之洞在呈给朝廷的《论驭俄疏》中也表示要自力更生，对付俄国要练出四支精兵：首先是蒙古骑兵、其次是包括喇嘛兵在内的西北军和东北的八旗骑兵、最后是李鸿章的北洋军。但可能张之洞也知道练兵不太靠谱，但随之却提出了更不靠谱的国际大战略。

说实话，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中，从未看过如此充满想象力的结盟大战略。张之洞是这样说的，如果俄军打过来，我们可以将西藏阿里送给英国，换取英国出兵里海；割让台湾岛的一部分给日本，让日本出兵库页岛切断俄国的东海口；派使节到土耳其挑唆其出兵收复失地；再以重金收买德国，让德国出兵攻俄。

在张之洞的纸上谈兵中，联合英、日、德、土四国共同进攻俄国简直是手到擒来，一副谈笑中樯橹灰飞烟灭的架势，大言不惭的断言俄国的下场是首都圣彼得堡最后都保不住，我猜他一定是看多了《东周列国志》特别是《三国演义》中纵横捭阖的桥段。不过，在嘲笑张之洞的天真烂漫之余，我竟然也发现他在此也做出了一个无比精确的历史预言，认为俄国的亡国一定是内外夹攻所致，“俄之精锐渴于外，俄之乱党起于内”，没错，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俄罗斯帝国完完全全照搬了张之洞几十年前写出的亡国剧本：外有德国，内有列宁。

你可以说张之洞、王韬、薛福成，甚至林则徐是可笑的，他们受制于陈旧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资源的匮乏，在他们的时代中说过做过这样那样的时代笑柄，比如林则徐就曾说英国人离开中国茶叶就会大便不通而死，又比如王韬自大狂的说过“地球之全局则在我中国”，大外交家薛福成还做过重振八旗铁骑以对付俄军洋枪洋炮的旧梦。但是，作为那个时代中国最为精英的一群知识分子他们在这场“千古未有之大变”中还是时有灵光一现，林则徐的“俄罗斯大患说”以至张之洞的“内外夹攻说”均是类似的天才预言。即使是看之可笑的联日抗俄，也并非如表面那么荒诞不经，毕竟，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如果没有日本主观上的野心，也就没有击败俄国客观上为中国保住了东北。

到了1875年，“俄罗斯威胁论”终于第一次进入了大清政界的主流思想。在这一年，清廷内部爆发了著名的“海防塞防之争”。

你可以说，这是一场大清战略重心在东海还是在西北边疆之争，但从实质上来看，这其实就是中华第一大敌是日本还是俄国的战略之争。一个残酷但却无奈的事实是，当时的中国还严重缺乏同时保卫新疆和海疆的资源和实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海防派首领李鸿章和塞防派首领左宗棠在观点上很难说有高下之分，事实上，当左宗棠最后赢得了这场战略之争，从而在1877年集中全国之力收复新疆的18年之后，海防派首领李鸿章就在东海输掉了甲午战争，输掉了台湾。而如果当时李鸿章赢得了“海防之争”，放弃新疆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好吧，我只能用一种非常犬儒的“历史后见之明”来看这个问题。二战后，日本吐出了甲午时的战利品，中华民国光复了台湾；但鉴于俄罗斯对华的历史记录，被其吞并的中国领土除了前几年那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半个熊瞎子岛之外，均是有去无回。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关于日本和俄国谁才是中华的第一大敌，左宗棠应该说是笑到了最后。

也可以说，林则徐笑到了最后。据说，林则徐曾与当时尚是布衣的左宗棠有过一次命定般的相见，在一次彻夜长谈之后就认定“西定新疆，舍君莫属”，将自己在新疆收集的资料和最后几年的未竟事业全部托付给左宗棠，而左宗棠最后的确也是不负所托。

在一个个条约中，在一声声炮响中，林则徐“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的时代断语居然穿越了时空，对此，最有发言权的，一定有蒋中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