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博弈中前行

“混沌”一词的灵感，来自经典著作《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的作者：美国资深新闻人比尔·科瓦齐（BillKovach）和汤姆·罗森斯蒂尔（TomRosenstiel）。2010年，他们再次联袂，出版了一本《Blur》（混沌）。这个词恰到好处地捕捉了变革年代新闻业的模样：往昔确定的模式、例行的步骤、惯常的规律都烟消云散了，虽然砸碎了许多锁链，但伴随而来的是混沌之中深深的茫然，甚至新的镣铐。

反思2013年的中国媒体，可以看到混沌之中的诸多现象及其背后的问题。

反思一：严肃新闻生产面临萎缩

2013年开年的第一件大事——《南方周末》事件激起了公众短暂而热烈的共鸣，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证明了一家传统媒体依然无可比拟的影响力。然而，这种共鸣昙花一现，2013年的中国新闻业很快就回到了持续下跌的姿势，不得不直面内外交困的现实。《好运Money+》、《新闻晚报》、《风尚周报》……纸媒停刊的消息不断传来。

最显见的困难，当然是钱。读者不爱看报了，电视观众直接开电脑或者在iPad上搜韩剧和娱乐节目了，而传统媒体的互联网盈利模式又是臭名昭著的老大难问题。一些广告商也已经随之用脚投票，媒体的经典“二次销售”模式成了“二次滞销”模式。

钱不好挣了，“紧箍咒”却从来没松。新媒体的捷报频传依靠的不仅是移动阅读的便利性，更有言论尺度上的相对优势。在例行的年度传媒总结中，《南方周末》道出了传统媒体的心声：“就新闻而言，2013年本应成为中国新闻人的狂欢之年……但对传统媒体而言，2013年的新闻盛宴中收获更多的是苦涩。”

苦涩的现实中，不少媒体疲于应付，有的还屡走弯路，这些都极大地分散了原本应该用于提升新闻品质的精力——而这才是对传统媒体最致命的打击。2013年初，美国皮尤（PEW）研究中心发布的年度传媒报告指出，有将近1/3的美国成年人已经抛弃一份传统媒体，原因并不是在iPhone上看新闻更时髦，而是这些媒体不再能够提供与此前品质相当的新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这种原因抛弃传统媒体的人又以高教育水平、高收入、“重度读者”为多。这表明，有经验的读者已经察觉：厨房缺粮的媒体供应大餐的频率在下降，品质亦多少受损。地球另一端已经发生的，或许即将（甚至已经）在中国上演。

下半年的《新快报》陈永洲事件更是给传统媒体的伤口上撒了把盐。有关程序正义、央视审判的话题自然重要，但更多读者看到的却是又一个足以抵消许多位优秀记者形象的“无良记者”。与喉舌媒体不同，对于市场化媒体而言，读者的选择和信赖是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失去读者的信赖则是最深刻的危机。推而广之，对于整个中国新闻业而言，探索与彰显专业主义的道路上也一直是与读者的选择如影随形。但是今天，这个专业赖以立足的基础正受到空前的侵蚀。

传统媒体的危机不仅仅意味着一些机构的死亡和一些新模式的诞生，真正的问题是：在新旧交替的混沌之中，可靠、严肃的新闻生产面临萎缩，耗时耗力、风险性大的高品质新闻生产正在衰退。而新闻的赤字最终将导致民主的赤字。

反思二：“自媒体”难以填补严肃新闻的空白

2013年中国新闻业最火的词莫过于“自媒体”。百度搜索指数画出了清晰的折线：从3月初开始，这个词的搜索量突增，全年高烧不退，至年底达到最高峰。

暂不论这一概念是否成立、是否准确，即便用约定俗成的方式来理解“自媒体”——即活跃在各类新兴平台、持续发布内容的个人或机构账号，也难以将填补新闻赤字的希望寄托于它们身上。

一些人欢呼新媒体的低门槛带来的内容多样化。仅从数字上说，这确实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一家平台上有几百万账号丝毫不是稀奇的事情。但是仔细考察那些流行的自媒体平台上活跃的账号，你会发现大部分不过是泡沫——只需要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自媒体们，你们这么牛，可是你们的内容是从哪来？

大部分还是传统媒体生产的，自媒体们只不过进行了挑选、编辑、标题党。自媒体对传统媒体内容的再包装和再传播，的确充满了智慧，但这却建立在系统性地侵犯著作权的基础上。我个人的判断是：假如中国有一套严格的版权法规，大部分的自媒体或许会因为没有内容可发而自然死亡。

戳破那些美丽的数字泡沫，一个令人失望的事实是：真正的内容多样性从未实现。细究几百万账号的内容来源，不过还是那么少得可怜的几个。放下了纸质版的《读者》，捧起移动版的“每天一点正能量”，手机上煲的心灵鸡汤真的更好喝吗？

自媒体的另一个特点是：事实更少了，观点更多了——想想那几个在去年暴得大名的自媒体，哪个不是在贩卖观点？比起挖掘事实，生产观点的成本更低，只要设置好了噱头，收益就会更大。可是，真正的靠谱观点需要建立在大量的事实基础之上，这同样是费时费力的事情，精明的自媒体们愿意做吗？

幸好，还是有凤毛麟角的几家自媒体真正在生产和传播原创、可靠的内容，比如智谷趋势、大象公会、拇指阅读、政见，甚至包括知乎。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他们的创办者大多是传统媒体人，他们在新媒体平台上做的事情大多是此前在传统媒体未能实现的。对于他们而言，新媒体带来的是解放，而不是一个复制粘贴的平台。

当然，细究起来，这些自媒体生产的内容依然以观点为主。真正在事实报道方面进行探索的，是以刘建锋为代表的新闻人开始的“众筹”式实验——依赖公众的力量或许是一条出路，但在中国，这注定艰难而充满风险。

自媒体带来的传播生态变化自然不乏积极的一面。只是，在资本若隐若现的一片喧哗中，太多隐藏的问题被有意无意忽略了。

反思三：权力与受众之间的中介正在被抛弃

“新媒体赋权”是一个很多人都熟悉的说法，它的宾语一般是无权力的普通人。然而，新媒体也能成为放大镜，给原本就手握权力者赋予更大的权力。

2013年，依靠新的传播技术和平台，权力和受众之间的中介正在被抛弃。以最高人民法院为代表的账号将“政务微博”再次推向一个高潮——当然，“政务微博”的最高潮必然是薄熙来案的庭审“直播”。

同是在2013年，Instagram上还出现了一个“习近平官方账号”，尽管无法证实，但每一张照片都获赞无数。这番景象不得不让人觉得：假如“习大大”真的开了微博、微信、Twitter、Facebook账号，必定会遭遇热捧，民望再上一个台阶。

表面上看，拆掉中介与民众直接建立“被粉”关系，拉近了权力和底层之间的距离。然而，这却是值得警惕的一步。中介的作用是代表民众观察、提问、质疑、监督，而不是将对方想表达的内容进行原封不动的传递。抛掉中介，权力将拥有前所未有的议程设置、观点说服能力。

制作视频《领导人是怎么炼成的》的复兴路上工作室，最早传出“习大大”光临庆丰包子铺的@四海微传播，都说明权力对新媒体的掌握已经日趋纯熟和精巧。当然，作为喉舌的党报党刊也许还不会被抛弃，不过，没看到中央党报也已经在微博上旧貌换新颜，粉丝众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