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氏家族：两代人的救国之路

20世纪的中国家族，多灾多难。这尤其体现在1949年前后的鼎革之际。在这方面，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及齐邦媛的《巨流河》都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龙应台与齐邦媛都是台湾人，与他们相比，大陆学者钱理群的《我的家族回忆录》则向我们展示了钱氏家族经历1949年之后的生离死别，读起来似乎更让人感同身受。

钱氏家族各个成员，莫不都是忠贞爱国之士，不过，在寻求爱国道路上，他们产生了明显的分歧。这尤其体现在钱理群的父亲钱天鹤与他的几个儿子的身上。总体说来，钱天鹤等人主张学术救国、实业救国，而他的四儿子与二女儿则在抗日浪潮中走上了革命救国之路。

实业救国、学术救国的项兰生与钱天鹤

作为知识分子，钱氏一族一开始主张实业救国。钱理群的外祖父项兰生是晚清的维新改良派，他是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始人。项兰生希望通过发展金融造福一方，进而一点一滴地推动社会进步。项兰生最得意的门生就是钱天鹤，他还将自己的女儿项浩许配给了钱天鹤。

钱天鹤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在美国读书期间，他就参加了任鸿隽、胡适等人创办的中国科学社，并成为会员。回国之后，钱天鹤积极推动中国农业的发展。当时，钱天鹤希望在政治民主的前提下，改进生产工具与农业技术，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并由此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当时的钱天鹤，其思想主张与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更多的共鸣。抗战爆发之后，应翁文灏的邀请，钱天鹤成为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林司司长，成为了当时全国农业的最高行政长官。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同盟国美国打算用美元来支持中国农业的发展，在晏阳初、蒋梦麟等人的策动下，中国农业复兴委员会成立，简称农复会。钱天鹤作为当时第一流的农学家，自然也进入了农复会。1948年，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已经进入国民政府的钱天鹤最终决定奔赴台湾，而他的妻子与绝大多数孩子则留在了大陆。

赴台之后，钱天鹤与他的好朋友沈宗瀚一起致力于台湾农业的发展。当时，在农复会的建议与帮助下，行政院院长陈诚推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纲领，相对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台湾的土改，再加上农复会的技术支持与资金支持，台湾的农业现代化在钱天鹤等人的推动下加速前进。与此同时，台湾的农业现代化进一步推动了台湾工业的现代化，并进一步加速了台湾经济的发展，而台湾经济的发展最终导致了台湾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这与钱天鹤青年时代梦想的“先政治民主化，然后推动农业现代化”的思路恰好相反。

这一时期的钱天鹤，虽然没有子女在身边，心情是孤寂的，但他的事业却取得了巨大成功，台湾农复会在上世纪50年代的巨大成功与大陆在50年代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了鲜明对比。

家国情怀背后“舍己为国”的价值观

钱天鹤的大儿子钱宁继承了父亲学术救国的道路，抗战时期就立志治理黄河，为此他选择了土木工程系。

1947年，钱宁留学美国，师从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儿子小爱因斯坦，学习泥沙专业。1955年，钱宁冲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重重阻挠，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祖国，顺利实现了他治理黄河的梦想。然而，好景不长，学有专长的钱宁再次遭遇不信任，这自然也跟钱天鹤有关，“文革”期间，钱宁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等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之后，钱宁再次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岗位上，可惜，好景不长，他被查出患了癌症。

这几年来，有许多学者对1949年前后知识分子的选择做了重新的审视。钱理群先生为了反驳这种论调，他重点谈到了钱宁夫妇在1955年的选择时，钱理群写道：“只有经历过贫弱的中国备受欺凌的历史的人，才能理解一个强大而独立的祖国对于他们的生命的意义。为了实现这样的救国梦，他们是甘愿在自己的土地上，和自己的人民一起，付出一切代价。”

当然，对那些上世纪2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而言，年轻时遭遇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他们心中刻骨铭心的痛，他们对于强国梦的追求是无与伦比的，这种让人感动的家国情怀体现在唐德刚、何炳棣、杨振宁、邓稼先、钱宁等许多知识分子的身上。但是，在“理解的同情”背后，我们也需要反思。尤其需要反思钱先生笔下这种“为了强国，不惜牺牲个人”的“舍己为国”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完全违背了国家与个人的正常关系。按照公民常识，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人而不是相反，人是目的，国家是手段。而且，一个要求个人为国牺牲一切的国家必然通往奴役之路，这样的国家自然也就成不了强国。

钱先生为了加强自己的论点，还引用了鲁迅评价柔石的名言。鲁迅写道：“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上，自己背起来。”

柔石损己利人的道德理想主义固然让人感动，但也需要警惕这种道德理想主义，更何况，这种价值取向与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也是背道而驰的。五四时期，提倡个人主义的高一涵曾写道：“损社会以利一己者固非，损一己以利社会者亦谬”。从这个意义来讲，钱理群先生通过纪念自己的兄长钱宁所推崇的“舍己为国”的人生观有值得商讨的地方。

钱理群：如果人生充满假设

钱理群在回忆自己的父亲时，曾深情地回忆他在1948年跟父亲的最后一面。我禁不住浮想联翩。如果人生可以假设，倘使爱子心切的钱天鹤再果断一点，将钱理群带往台湾，那么钱理群的人生又会如何呢？

早在大陆时，跟钱天鹤最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沈宗瀚，不同于钱天鹤，沈宗瀚将自己的儿子沈君山带到了台湾。与沈君山一样，钱理群也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他们年龄相仿。到了台湾的沈君山，就学于台湾大学，大学时代受《自由中国》杂志影响，毕业后前往美国留学，他才华横溢，风度翩翩，曾被誉为“台湾四公子”之一。后来，更是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倘使钱理群去了台湾，以他的天资，他完全可以考上台大，然后出国留学，倘使他留学之后回到台湾，依然会前途似锦。倘使他跟现在一样，痴迷于教育，他完全可以成为台大的校长。在一个更加开放与自由的社会中，他完全可以实现他的教育家梦想！一个好社会其实就是让每个人的才华都得到淋漓尽致发挥的社会。

更有意思的可能还有他对胡适与鲁迅的态度。其实，钱氏家族中的项兰生与钱天鹤，都与胡适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项兰生是浙江兴业银行的第一代创办人，而胡适则与兴业银行的第二代经营者关系非常好，兴业银行的徐新六、竹垚生是胡适非常好的朋友，胡适在上世纪30年代买汽车时还是通过竹垚生从兴业银行贷款买的，胡适决定出任驻美大使也与徐新六给他的书信有关。而胡适与钱天鹤的关系就更密切了，两人是康奈尔大学的校友，而且都曾学农，两人都是科学社的社员，在政治立场上，两人都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50年代胡适回台湾后，两人曾多次吃饭。胡适在给沈宗瀚的自传写序时还点名希望钱天鹤最好也写一本自传。

倘使钱理群在1949年前后去了台湾，他是否会更多地受到胡适影响呢？答案不得而知，不过，在钱理群对鲁、胡的态度上，他似乎更青睐于鲁迅。对胡适，钱先生似乎认为他是体制内的，为国民党补台的。这样的认识，在我看来，似乎对胡适不太公正吧。

钱理群部分家庭成员简介

父亲钱天鹤(1893-1972)：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1919年回国，任金陵大学农科教授兼蚕桑系主任。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兼中央研究院博物馆馆长。

母亲项浩(1900-1974)：1900年出生于杭州，1974年病逝于南京，为杭州著名维新派人物项兰生的长女。

大哥钱宁(1922-1986)：中国泥沙运动及河床演变专家。曾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三哥钱临三(1924-1990)：毕业于民国时期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1947年毕业，考入中华民国外交部，开始从事外交工作。1961年改职经商。

四哥钱树柏(1926-2012)：1945年5月在南洋模范中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考入金陵大学农学院，参加“五二〇”学生运动。先后担任南京两浦区区委委员兼青年部长，共青团南京市委宣传科长、办公室主任，南京市委宣传部学习室副主任。

二姐钱树榕(1928-1983)：在上海南洋中学高中部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转入苏北根据地，在新四军3师宣传队工作。后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毕业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话剧团担任演员，创作员。1983年病逝。

二姐夫丁毅(1921-1997)：剧作家，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学习。后任东北民主联军纵队文工团、军文工团团长。主要作品有歌剧《白毛女》(与贺敬之合作执笔)。其他作品有《董存瑞》(与丁洪等人合作)。

在沦陷区接受教育的钱树柏与钱树榕在追寻救国的道路上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年轻的他们在抗战胜利之后目睹了国民党的专制与腐败，最终都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但他们的人生道路并非慷慨可歌，而是在历史的波澜中历尽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