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维耶罗兰：我好像站错了时代

2014年1月初的一个夜晚，广州老城区小巷幽深的一幢两层老别墅里坐满了年轻人，身材高大、魁梧的奥利维耶罗兰在翻译家孟湄陪同下出现在博尔赫斯书店，落座于店内一张贝克特的黑白照片前—对此，他笑言“很有压力”。这天晚上的讲座主题为《现代小说的写作与阅读》，而第二天晚上，他将继续应法国领事馆邀请，在方所书店进行名为《小说家与他的时代》的讲座。

这位67岁的老人步伐矫捷、沉稳，他曾在法国五月风暴中担任一个极左翼组织的军事领袖。2002年，他将这段经历写入小说《纸老虎》中（中译本已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译者孟湄），并获次年的法兰西文化大奖。据罗兰自己说，《纸老虎》的书名灵感来自于毛泽东的名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特殊的年代：同情与嘲讽

革命与政治，并非这位小说家最醉心的话题，他关心的，是在时光的流逝下，怎样重新讲述一个特殊年代的故事，从而让生命从狭窄走向宽阔。罗兰毫不讳言，《纸老虎》中许多情节来自他对亲身经历的回忆，包括五月风暴时期，他所参与的左翼组织的非法地下活动，他说，在这些回忆中包含了两种情感：对那个时代的同情，和对自己的嘲讽。

五月风暴所处的1960年代，世界上不同地区的许多革命运动彼此呼应，但对于包括罗兰所在的西方年轻人来说，“革命”更像是一个隐喻：“在那个时代的词汇里，我们都不讲‘我’，只讲‘我们’，我们对于个人、个人的利益，是否成功，是否有社会地位，都无所谓。我们实际上冒着很大风险去从事我们的理想和事业，也知道可能会被警察抓进监狱，或者挨枪子死去。我们很团结，互相声援，一种战友般的感情。后来，社会的潮流把这些很好的东西都扫荡一空。”

当罗兰提起笔写下这段经历时，时间已经过去了30年，他认为，那是他一生中最浪漫、最有意思的生活，但也充满着矛盾。他自言当时包括自己在内的年轻人对历史、文化毫无了解，“有整整7年时间没有读过一本文学书。”他说，“我们自己的观点特别狭隘，老是排斥别人，对别人没有任何包容。一个年轻人怀里揣着枪，走在大街上，做那些明明法律不允许的事情，觉得自己是豪情万丈的绿林好汉。我们不学习，不愿意回家，不愿意遵守法律，对自己过分的狂妄自信……我们常常到法国周边的工厂去，深深相信每个工人都比我们要有知识、对世界的理解比我们更高深。”

文学让我们走向宽阔

罗兰说，他很喜欢博尔赫斯说过的一句话，“随着每个生命走向垂危，每个事情的无限性随之消失，文学有一个重要的使命是把这些事情留下来。”在罗兰看来，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曾经如此灿烂，如此有趣，或者如此值得嘲讽，也应该用文学把它留下来。“只有靠文学能让我们的生活无限扩大、无限宽阔，比如我们能看到在我们生活之外，有无限的生命在延续。”

历史和时间，在这位经历了革命风暴又踏入另一条河流的作家看来，从半个世纪前直到现在，有一个质的转变。“从那个时代到现在，世界变化太大了。那个时代，我们从历史中可以得到灵感，未来也有一个灿烂的光辉—全人类的解放、全人类的幸福，而相对来说当下是微不足道的。就像时间是一个沙漏，从过去走向未来，我们在中间守望。但与此相比，世界发展到今天已经完全不一样，历史被认为是毫不足道，未来也没有什么辉煌灿烂的前景让人类为之奋斗，反而当下成为巨大无比的东西，大家都重视在当下好好活着，珍惜现在。”

因此罗兰认为，我们的时代在时间上有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小说重要的不是讲故事，而是它提供很多东西给人思考，它不一定能提供答案，但至少能让人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它带着读者经历、穿越时间的河流，在经历的过程中去思索。就如同今天已经没有人能理解五月风暴时的左翼青年，连他自己也好奇，当初怎么做过这样的事情。“我想把这些经历都记录下来，让后面的人知道。我们常常忘记，今天是从过去来的，今天的法国人这样生活，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延续。”

对时代的思考始终自觉贯穿罗兰的写作，他承认，是对时代的不满和不适应，让自己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如果我的生活很优裕、很中产，大概决不会写作。我和很多作家、很多艺术家一样，我们感觉自己不是在应该在的位置上，或者说感觉自己站错了时代，待错了地方，才去写作”。

小说追求阅读的震惊

值得一提的一个小细节是，这位小说家为了准备中国之行的文学讲座，八易其稿，讲稿一早就已翻译好，分段投影在屏幕上，让人对其中的严谨细致肃然起敬。在讲稿中，罗兰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人物命运的关注也即故事情节，是否真能把我们引向关于小说有意义的方向？

罗兰提出，小说独有的让人如痴如狂的东西，并不因情节的披露、悬念、高潮而被左右，而是另有自己的逻辑—真正超越一切地位的，是小说的风格。正如福楼拜所强调的，“词语和句子应当是构成小说真正内容的材质，有如木料或石材。”词语的艺术，结构的艺术，应当先于故事的艺术。小说如同万有引力，追求的是阅读的震惊，那种读者经受的“瘫痪和魔力”。

这样的震惊过程是如何发生？“让读者惊吓无比的地方，是从那些被施加组合、张力、扭曲、压迫的词语中，从那些炉火纯青的、达到福楼拜所言‘无法被改变’的诗句里，一个有力量的、意想不动的形象喷射而出，如一束火苗。地点和时间构成了它的舞台，仅此而已。一部大小说就是这些爆发的总和。”当读者忘记故事情节的曲折，文字故事的机器便会倒塌，但在那里，从语言创造中诞生的那种“仍旧存活、依稀发光”的东西，就是一本书的能量所在。

罗兰用两种形象来比喻两种不同的小说形态。一种小说，或者说传统小说，可比喻为电影，小说的构思如同一个大剧本的展开，“剧终”两个字在最后一幕出现。而另一种小说，或者说现代小说，可以被想象为一个艺术馆展厅，里面琳琅满目挂了很多幅绘画，浏览没有方向，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可以从一个门进去另一个门出去，一切完全是偶然，但画与画之间有一种联结，一种回响。

因此，现代小说并不从历史和情节、或者并不从历史和情节里获得它的伟大力量。与这种现代写作相对应的，是小说的现代阅读，它是慢的、深度的、细致的，与其说它关注情节动态，不如说它在意一个场面的力量和神秘，那是语言的力量和神秘。当一位年轻读者问到，这样的现代小说如何与诗歌的目标区分出来时，罗兰说，情节并不是小说的灵魂，但情节仍然和小说的每个部分都是相关联，形成架构的，这一点和诗歌不一样。“诗歌可以作出一个乐句，但一个乐句和一个奏鸣曲或者一个交响曲还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