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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论”在西方社会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甚嚣尘上。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问题,我国学界虽有所研究,却仍很不足,特别是关于这一滥言的形成根源及其影响,更是付诸阙如。实际上,作为一个在西方喧嚣了数十年的论调,它的形成,有着其深刻的历史的、文化的和社会现实的根源,并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本文试就此作一探讨。
一、“黄祸论”形成的历史根源
历史地看,“黄祸论”的形成,与西方社会对中国由来已久的负面评价不无关系。
毋庸讳言,西方社会也曾对中国产生过乌托邦式的颂扬与敬仰。从马可・波罗、门德萨,到莱布尼茨、伏尔泰,中国都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人间天堂。中国城市的道路“四通八达”,河流“千帆竞发,舟楫如织”,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最富裕的地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讲究礼貌”,“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与法律。”中国,多么完美啊!
然而,随着西力东渐,中国一度拥有的光环消退了。1719年,英国作家笛福推出了他的《鲁滨逊漂流记》续篇。这次鲁滨逊来到中国,感到中国人“无知又肮脏”,“而且又组织得不好”,他们的航海、贸易和农业“很不健全”,知识与科学技术“相当落后”。随后不久,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GeorgeAnson)在其1748年出版的《环球旅行记》中又向欧洲展示了一个“欺诈、贫困、堕落、愚昧无知又冥顽不化”的中国形象。同一年,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巨著《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国这个“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的“专制帝国”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中国的原则是“恐怖”,“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中国人“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他们“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他甚至说,“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
如果说,上述人等的言论还没有颠覆中国的形象的话,那么,随后的情形则完全不同了。1795年,斯当东出版了《英使谒见乾隆记》。他以马嘎尔尼使团在华经历为“根据”,向欧洲展示了一个“几百年或上千年都没有进步”的“泥足巨人”的形象。在他的书中,中国“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敲诈勒索他人钱财”,人们“生活在棍棒竹板的恐惧中,他们禁闭妇女、残杀婴儿、奸诈、残酷、胆怯、肮脏,对技术与科学一窍不通,对世界一无所知”。稍后不久,黑格尔再次给中国形象一记“重拳”。黑格尔称,中国虽然“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世界历史的起点”,但是,中国却没有发展,它“停留在空间上”,是一个“仅仅属于空间的国家”,它“在历史之外”。至此,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基本定型。中国不过是“一具涂了防腐材料的木乃伊”,成为污蔑与嘲讽的对象。不幸的是,随后发生的两次鸦片战争,似乎也为此找到了注脚。
二、“黄祸论”形成的文化根源
除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由来已久的负面评价以外,“黄祸论”的兴起,还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
首先,它源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也许我对我的民族的肤色有些偏爱,这种偏爱对人类来说也是很自然的。”然而,“黄祸论”者则把这种“偏爱”夸到了极至。在他们看来,高加索人种具有“最充分发展的大脑”,是世界上“最优等的种族”,而中国人则是上帝所创造的所有种族中“最劣等”的种族,他们已经“定型化了,固定化了”,并且“已经达到了四千年的罪恶的顶点”;他们“脑容量较小”,“没有能力建立自由政体”,“永远不能达到成为自由民、并且明智而体面地利用选票选最好、最纯洁的人来统治和管理他们那样的崇高地位”。他们“野蛮、没有人道观念、奴隶般服从”,“冷酷自私,几乎没有同情心或慈悲心”,而且又“极端的贫困”,是随时都可能泛滥成灾的“黄祸”,必须把他们限制在自己的家门口,以防止他们和白种人接近。这些西方人认为“从生理学的观点看……第一条自然法则就是保持种族的纯洁”,如果让劣等的“中国佬”与优等的白种人接触,就会“使我们自己的血统降低”,“使我们退化并且阻碍我们的成长,或许永远会威胁我们和影响我们”,最后,“将会使我们的国家退化”。
其次,它还源于西方社会由来已久的文化优越感。“黄祸论”的鼓吹者们极力贬低、歪曲中国文化,蔑称中国文化是劣等文化,已经“达到了一种文明……的罪恶的顶点”;“中国的宗教是一种纯粹的宿命论”,他们“遵循着传统和祖先的根深蒂固的惯例,以禁欲主义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对待一切欲望和环境”;他们“仇恨外国人”,“毫不关心外面的世界,不关心外面世界的战争、进步、文学以及这个世界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他们“有种种稀奇古怪的坏行为,有种种孤僻的习惯”,“使自己沉迷在自满和旧传统之中”,“在一切环境中和一切变化之下仍然保持着他们特有的民族性,而到国外求生时,他们所希望的也是获得一笔足以过舒服日子的财产,然后返回孔夫子的国家。的确,他们对那个孔夫子的国家的依恋之情是如此深厚,以至具有这样的了解时才离开,这就是:如果他们死了,他们的遗骨要运回祖国去埋葬;因此,中国佬虽然身在我国,却并不属于我国”,他们“不可能被同化”,“宁可被消灭,也不愿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采用西方文明”;他们的“庸俗的奢靡之风”和“实用社会主义的目的”,“从来没有超出过满足物质需要”,如果让这种“劣等因素”在世界泛滥,“将会损害我们的文明”,使“生活完全消磨在劳动中,生活的报酬仅只是满足肉体的需要这样的景象就将不再被认为是可厌和丢脸的了。”这“乃是对世界的真正威胁”。
最后,它还源于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在交流过程中的碰撞和误解。“社会文化体系的差别与生存环境及资源有关;与诸如语言、礼仪和习惯等活动领域所固有的可行性范围,以及与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有关;并与社会发展程度有关。”毋庸讳言,由于生存环境、风俗习惯以及发展程度的不同,东西方文化差异极大,两者在接触中往往因误解引起冲突。据研究,中国晚清的一些教案,就是因“谣言”而起。就西方社会来说,“黄祸论”的兴起,与其对东方文化的误解,实际上也有着某种程度的关系。比如,“叶落归根”是中国人的普遍信念,而西方人对此却大为不解。美国人就对在美做工的中国人至死都要“回到孔夫子的老家”,却“不愿加入美国国籍”而大惑不解,认为这是中国人对美国“认同感不强”。又比如,由于种种原因,海外华人往往聚居于“唐人街”。西方人觉得华人“不受市政当局的管辖”,神秘兮兮的,似乎有所不轨。而“唐人街”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又给一些排华分子以口实,使他们能轻易地把唐人街妖魔化为“火灾、堕落和污秽的渊薮”,“污染了所接触的一切,危害了较大社区的健康和安全”。这些误解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西方社会对华人的“消极印象”,使得他们觉得华人“不可同化”,“因此对于国家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三、“黄祸论”形成的社会现实根源
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论”之所以甚嚣尘上,更主要的,还在于其实实在在的社会现实根源。这种根源,除了列强在义和团运动后企图瓜分中国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上的根源。19世纪50代后,由于中国战乱频仍,困难重重,同时,适值东南亚和南北美洲劳动力需求大增,华工出国开始蔚为潮流。据统计,50年代,仅澳门一地就有约50万华工出境。至70年代,华工出国人数更是急剧上升。“自1876年至1901年,从南部沿海地区出国的移民大约有480万。”一方面,华工的强大竞争力使“黄祸论”者极为惊恐,他们慨叹“西方工人每天力争少劳多得,他们有什么把握来同千百万朴素、驯良、惊人地节减、聪明、熟练的中国工人相竞争呢?”他们无可奈何地承认,“在白种人和黄种人并肩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经济力的优势就慢慢地但确定地转入亚洲人的手里”。由此,他们得出结论:“如果中国对欧洲有任何威胁的话,那就是三亿人民为生活而进行的激烈斗争,这些人甘愿为一点工资而不停地劳动,靠着那一点工资,大部分白种人必然会饿死。”另一方面,这些华工还被认为不断地消耗了所在国的“国家财富”,因为他们并不想在所在国“购买不动产”,并且“在维持本州行政所需的岁入中,他们缴付的还不到四百万分之一”,他们只是“把所挣的钱财汇回中国赡养家庭,或者购买他们所喜欢的中国货”,“是以拿走所有的东西在促进贫困化”,他们在经济上不是“黄祸”又是什么?他们还不怀好意地挑拨说,“中华帝国军事上的增长并不及它的工业上的成长可怕。因为它的军事增长会激起普遍的抵抗,而它的工业上的成长,其他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将乐于支持。”他们断言,“真正的黄祸,乃是中国……迟早要使西方世界的经济平衡和工业平衡受到影响的那种压力”;“当这一天来临时,它就可能从英国和德国手中夺去对世界市场的控制权,特别是在整个亚洲”。
“黄祸论”产生的第二个社会根源,是西方各色反华人等出于其国家安全利益考虑,对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化努力心怀戒惧,对中国的可能“觉醒”寝食难安。他们极不情愿地看到,“像中国这样伟大的民族”,“是不会甘心长久处于外国人的统治之下的”。而一个“已经采用了轮船以及欧洲的火炮和军队组织;已经接受了电报;正要兴办铁路;有足够的信用,可以利用外国资本来实现它所需要的变革”、“获得了种种进步”的中国,怎么会不“溢出他们的边界,扩张到新领土上去,并且把较弱小的种族淹没掉?”他们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地猜测,有朝一日中国强大了,“将会像我们对待他们那样来对待我们”,到那时,他们(中国人)“将使外国人不可能再在中国住下去,将从外国人那里收回外国人从中国取去的每一样东西,将加重地报复旧日的恩怨,将把中国的国旗和中国的武器带到许许多多现在连想都想不到的地方去,这样就会为将来准备了甚至从来没有梦想过的骚乱和灾难”;到那时,“中国以前勉强地让出或现在仍然在提出要求的关于安南和东京、关于暹罗、关于上缅甸、关于尼泊尔的权利,就可能成为十分严重的争议问题”;到那时,不但“英国人、俄国人和其他民族的扩张将被阻止”,甚至圣彼德堡或伦敦也“可能会成为北京的属国”;到那时,西方诸国将会面临严重的安全隐患,“要被中国人蹂躏”。
此外,“黄祸论”的兴起,还与列强之间在瓜分中国和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为缓解彼此矛盾、或者为挑拨对手与他国之间的关系有关。这一问题,笔者另有专文探讨,兹不赘言。
四、黄祸论的影响
“黄祸论”在东西方社会都产生了较大反响。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黄祸论”,西方社会也非铁板一块。在美国排华风潮中,就有美国公民对强加于华人的种种不实之词“说不”,他们指出,中国是个“有礼貌的”、“脾气性情非常平和”的民族,并非什么“祸患”。而画了“黄祸图”的德皇,还曾被人讥笑为“神经质的”、“常常被突然的冲动所支配”的人物,列夫・托尔斯泰甚至称他为“我们时代最可笑的人物之一”。遗憾的是,这些声音,在“黄祸”的喧嚣声中显得极其微弱,以至被淹没。结果,“黄祸”愈炒愈烈,华人的地位愈来愈低,中国的形象愈变愈丑陋,以至在美国,侮辱、戕害华人成为“不需要理由”的家常便饭。华人因此而伤亡的人数,损失的财产难以估量。以1885年美国怀俄明州石泉城发生的屠杀华工事件为例,当时就有“28人被残杀,15人受重伤……被焚烧和抢劫的华工财产共147,748美元”。汹涌的排华风潮促使美国国会在1882年通过了第一个排华法案,宣布“绝对禁止华工入境十年”。而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东南亚各地,也在“黄祸”声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排华浪潮。
对于“黄祸论”,中国方面也非毫无反应。在美国排华风潮中,曾有华工向清政府反映“华工有'十苦'”,希望予以解救。国内也有士人撰文披露华工苦状,抨击西方殖民当局挑动土著与华人矛盾、残害华工的罪行,要求清政府对“出洋华民必须设法保护”,并警告,如果对此不闻不问,“恐致漓涣”。清政府也通过外交途径,对排华行径表示“抗议”;驻外使领人员则对各地排华事件进行调查,并提出赔偿要求。例如,石泉城大屠杀期间,驻美公使郑藻如就立即要求美方“赔偿损失并惩处罪犯”。李鸿章对中国劳工遭受蹂躏也“感到不安”。在中美1880年修改条约谈判中,中国代表李鸿藻和宝鋆曾向美方指出,“中国的移民是美国经济的勤劳而又廉价的劳动力的一个来源”,并警告说,美国的排华行动“将危害美中两国之间互相有利的经济关系”。然而,由于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清政府的外交努力并没有什么成效,华工与士人的哀告和呼求,自然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总之,西方社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黄祸论”,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以及社会现实根源的。当时,中国深处贫弱的深渊,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面临亡国灭种之惨祸,在这种情况下,“黄祸论”的出现,无疑是别有用心、不怀好意的。它或是西方种族、文化自大狂的写照图,或是列强企图宰割中国的自供状。它玷污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毒化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更为恶劣的是,直至今日,它仍阴魂不散,不时飘浮于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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