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因何对鲁迅“五体投地”？

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这也被看作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之作。虽然鲁迅发表这篇作品之前已有人（例如陈衡哲）写过现代白话小说，但由于作品本身思想艺术平平，没有对文学发展产生明显影响，所以说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鼻祖”毫无疑义。

《狂人日记》格式特别。

在此之前，中国小说虽不乏日记体，第一人称叙事却极罕见。鲁迅该作受俄国果戈里同名小说启发，却比后者“忧愤深广”。它用的是一个“迫害狂”患者的视角。学医出身的鲁迅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写精神病人过敏多疑心理惟妙惟肖。与果戈里小说不同，鲁迅的“日记”正文不标注日期，更合乎“狂人”状况。这一视角巧妙之处在于，它正可通过狂人“错杂无伦次”的“荒唐之言”，言常人所不能言。比如，狂人说他看到的历史书“没有年代”，“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却又“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样，既写出了狂人的特殊感觉世界、特殊思维逻辑，又透过历史记载的现象揭示出其深藏的本质。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产生影响的现代白话小说，它开头交代日记来历的小序却用了文言。这样，这篇小说就有了两个叙事者：文言序的叙事者和白话正文的叙事者。“序”的叙事者“余”是狂人的同学老友，正文的“我”则是狂人本人。狂人叙事部分，虽号称“日记”，却不著日期；文言序则年月日标注清楚，似真有其事。以往人们对此习焉不察，美籍学者李欧梵1987年出版的《来自铁屋中的声音》（中译本名为《铁屋中的呐喊》）首次注意到这一现象。其后中国大陆学者们也对此予以研究。李欧梵指出文言的“序”与白话日记正文构成反讽。这一发现使我们对该作的阅读理解更深了一层。除了文字内涵，文字本身“文言”与“白话”的不同形式，在那个特定语境中亦有其特殊象征意义：文言代表守旧，白话代表革新。以往大家以为该作的结尾是“救救孩子”，以为作者“呐喊”的声音极其高亢；而按故事时间来说，狂人故事的真正结尾却是开头的“序”：狂人病愈之后又回到旧营垒，到某地“候补”（做官）去了。这样，“救救孩子”的呼吁就成了疑问，文言序对白话正文形成解构。于是，就有学者注意到“救救孩子”后面的标点是省略号而非感叹号。

《狂人日记》思想深刻。

它指出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封建礼教“吃人”的一面。这种“吃人”，既包括字面上的，又有深层意蕴。从字面说，中国史书中确实有不少“人吃人”的记载。史书之外，大家熟悉的小说《三国》、《水浒》中也不乏其例。但《狂人日记》所说的“吃人”，主要还是指封建礼教“吃人”。从这一点说，我们可以把这篇小说看作《呐喊》和《彷徨》的总纲：鲁迅后来所写许多人物，正是被旧礼教“吃”掉的。

鲁迅发表这篇小说之后不久，《新青年》阵营另一大将吴虞专门写了《吃人与礼教》一文，对《狂人日记》的观点予以呼应。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之初，鲁迅并未加入该群体，因为他曾对这几位新思想先驱者奋斗的效果表示怀疑。后来在好友钱玄同极力邀请劝说下，他才答应为《新青年》写稿。直到《狂人日记》发表，先驱者们的呼吁才真正产生轰动效应，因为小说的受众更广、影响更大。因此，主编陈独秀私下对朋友表示：“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胡适也说，鲁迅小说从《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从文学史发展规律来说，几乎每种文体都有一个“发端—发展—高峰—衰落”的生命周期。但中国现代小说却有例外：鲁迅小说既是其开端，又是其高峰。这一奇迹的发生，有其特殊背景及主客观条件。

鲁迅思想固然深刻，但读过前期《新青年》各卷的读者可以发现，当时达到同等思想深度的并非鲁迅一人，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吴虞等都是新思想、新文化的先驱者、探索者。但，除了鲁迅，其余各位先驱者都不擅写小说。另一方面，在鲁迅创作《狂人日记》前后不久，叶绍钧、郁达夫、王统照、许地山、谢冰心、陈衡哲等也在写小说，但他们尚处于青年阶段，生活阅历、文化积累与思想深度均难以企及鲁迅。套用曲艺界一个趣语，可以说，中国现代小说中鲁迅这一奇迹的出现，是因：在当时思想深度达到时代最前沿的人中，只有鲁迅会写小说；在当时所有会写小说的人中，只有鲁迅思想最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