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真相：在必胜与失败之间

在冷战结束之后的最初几年，西方社会普遍陶醉于“民主的胜利”。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经历恐怖主义袭击和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关于自由民主制度的悲观论调逐渐压倒了当初的乐观自信。2013年，反思民主的议题再次成为热点，其中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润斯曼(DavidRunciman)的新著《信心的陷阱》引人注目。作者先后在《高教纪事》和《卫报》上发表两篇文章，表达了他独特的见解。

2013是民主国家的“不祥之年”：有斯诺登事件的波澜，有美国政府“停运”的恐慌。而在应对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的问题上，奥巴马、卡梅伦和奥朗德都踌躇不已，最后是普京站出来解决问题。普京在《纽约时报》刊文，谈论“成熟的政治才能”优越于“民主的反复无常”，这不只在是羞辱西方政客，而是对民主制度的嘲讽。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政客难以抑制的“对独裁者的羡慕”：不用太多顾忌选民的纷乱要求或者国会的压力，“独裁者”能够将断则断，有效地行使领导权。西方的政客和民众未必真的愿意生活在非民主的体制下，但他们总希望民主制能有那么点决断力。以眼下的种种困境来看，自由民主制真有所谓优越性可言吗？

润斯曼的著作考察了“从‘一战’到今天民主陷入危机的历史”(著作的副标题)，指出在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史上，“民主失败论”比“民主必胜论”更为普遍和流行。“羡慕独裁”的论述反复出现于二十世纪的历史。1915年10月，当英国在土耳其战败，丘吉尔被视为平庸之才，远不如专制政体选拔的“重量级选手”鲁登道夫。到了1917年，英明果断的列宁似乎也让举棋不定的威尔逊总统望尘莫及。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年代，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具有决断力的领袖，相形之下民选的政治家是优柔寡断的“可怜侏儒”。这种恐慌一直延续到冷战时期，甚至在1980年代末里根执政的白宫中，人人传阅着一部出自法国知识分子之手的灰暗著作：《民主何以衰亡》……

然而，“羡慕独裁论”的反讽在于它是反历史的。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民主显示出比独裁更强的优越性：“更好地应对了任何政治体制都必定会面对的最为严重的危机。”民主政体赢得了多次战争，从历次经济灾难中获得复苏，适应了各种环境的挑战。而独裁者恰恰是因为能够一意孤行地决断行动，才会最终犯下灾难性的错误。

润斯曼论证民主的长程优势，并不是要为浅薄的“民主必胜论”背书。相反，他指出民主的困境在于“信心的陷阱”：胜利时刻“无根据的自满”，危机之中“无益的急躁”。如何走出自满与急躁之间反复摇摆的困境？润斯曼邀请人们重温几位被严重误解的思想家：托克维尔，以及二十世纪的凯南(GeorgeKennan)、哈耶克和福山。他们从来不是“民主必胜论”者，而是民主的警策论者。他们彼此不同却共享着一个特征：在失败感蔓延的急躁中，提醒民主的长程优势；而在公众普遍自满的时候，发出“悲观”的警告：“民主政体并没有从其长程优势中获得正确的经验，因而它们变得疏忽和傲慢，而不是更为强健和聪慧。”但这些思想家对于民主复杂的关切与焦虑往往被淹没，让位于“民主最终胜利”的口号。公众的口味偏爱“胜利的神话”或者“灾难将至的寓言”，但民主的真相是既不注定成功也不注定失败。不如说，民主的成功总是可能打开通向过度自信和自满的失败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