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大画家仇英的成名之路

仇英在项元汴【1】家一共呆了多少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项元汴的孙子项钦谟在仇英【2】《秋原猎骑图》上题跋说：“仇十洲先生实赵吴兴后一人，讨论余先大父墨林公帏幕中者三四十年，所览宋元名画千有余矣。又得天性之授，餐霞吸露。——无烟火习气，遂为独绝之品，声重南京。”

另一种是吴升在《大观录》里说的：“仇英馆饩项氏十余年。”以徐邦达先生的见解，当是后一种“十余年”的说法。

若以“三四十年”计，以仇英不过五十多年的人生来说，几乎一生都在项家了。不过，若非笔误，作为项元汴的孙子，所知当较为可靠。

在跋中，项钦谟不无得意地暗示：仇大师是咱家培养出来的。

仇英在项家的身份，相当于请的师傅，主要的工作，是临摹复制古画，像今天的敦煌研究院等文保单位，有许多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只是对于仇项双方来说，彼此实在太合适不过了。仇英不仅从此生活有了保障，而且通过临摹，深入学习古人精髓，技艺迅速提高，这对一个漆匠出身的画工来说，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以项元汴不差钱的实力，他们能够双向选择成功，说明仇英来项家之前，很可能已经是个颇有名气的画工了。

对于项元汴来说，要找到一个技艺超群，一丝不苟，精工细作，又要求不高，自觉自发，安心工作的好员工，也是太难了。然而，项元汴总能找到这样的人。比如看宋版书，找“文氏二承”掌眼，每次给几斤大米就行了，——还不收银子。如果拿钱说话，以他俩老爸文徵明的崇高地位，肯定不屑一顾，重要的是，——他们真心喜爱这项工作。

在项家工作十余年，仇英一共留下了多少临摹作品呢？

陈继儒《书画史》记项元汴之侄项希宪家收藏就有：“仇英仿宋人花鸟山水册一百幅。”

明代书画家，嘉兴人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记有万历年间他所见到的仇英临《韩熙载夜宴图》与《阿房宫图》长卷。前者有嘉靖壬辰年（1532年）文徵明、王宠，及万历壬子年（1612年）王稚登的三个题跋。王稚登说：

“《韩熙载夜宴图》人间合有数本，惟仇实父所临最称美丽。”

关于《阿房宫图》，李日华说“原画初本系赵千里作图，后为项墨林所得，图已逸去，乃倩仇补之。”

所谓逸去，不知是卖了，还是丢了，从中可见请师傅的作用。好东西价合适，也就卖了，好歹有仇师傅几乎可以乱真的临本在，也算有了安慰。

因为是工作，所以仇英在项家留下的临摹作品当不计其数，在此也就不作统计了。至于仇英临本的水平，那是世所公认的。明末清初，海宁人谈迁在《北游录》里说：“嘉兴项中翰墨林好墨迹古画，多令仇实父英临本，今子孙也不能辨。”

可见，项元汴是一个相当有现代博物馆意识的人。高超的临本，方便别人观赏，有利于原作的保存；原作出手了，还有临本在，可慰相思之情；原作在流传中毁了，精彩的临本，却等于将原作保留了下来；当然，买不起原作的人，也可以买次一等的高仿品。如此到后来，对那些艺术修养远不如自己的子孙而言，肯定是真伪难辩了。

当然，项元汴很快发现，以仇英这些年在天籁阁中深入唐宋大家作品，所积淀起来的本事修养，以自己所拥有的仇英作品数量之大，将仇英捧出名来，倒也是很好的图利之道，甚至于不用卖那些颇令他心疼的前贤名迹了。于是，项元汴力捧仇英，高昂其值，并把他介绍给圈子里的书画名流，巨富大贾们。他还为仇英量身定做，打造新概念：和前辈天皇巨星赵孟頫并列——“赵吴兴后一人”。

果然，仇英声名鹊起，订件纷纷而来，终名列明四家之末。

所以，项元汴将仇英的《汉宫春晓图》卷，定为200金，远在当时最负盛名的沈周、文徵明、唐寅之上，当是有意为之。

以我的猜想，项元汴也是现代经纪人制度的开山前辈。

客观评论仇英，我以为他的作品，已极尽妍美之能事了。所谓“赵吴兴后一人”，是指他的画中，具有和赵孟頫类似的复古气息。然而仇的画显然太过工丽，缺乏个性笔墨锤炼和自我性情的抒发，（这也是造成仇英的画被苏州市场大量作伪的原因，因为工丽的画面只需要细致的功夫，而不需要深厚的笔墨驾驭功力），这无疑与他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市场导向有关，也与他的匠人出身有关。

我并不以为仇英出身于底层，就受到了轻视。事实上，明朝科举制度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常事，比如15世纪的苏州状元吴宽，出身于工匠之家。之后探花出身的文渊阁大学士，苏州东山人王鏊，是个农家子弟。

在我看来，因为自身文化修养不够，使仇英局限于职业画家的境地，实在是一种遗憾。吴门画派的精髓，是作品中所体现的文化品格，以谢稚柳先生对唐寅“南宋画派的优异殿军”的本质认识，堪为吴门代表的，也就是沈、文两家而已。

所以，《明史》中“吴门四家”唯仇英无传，我以为倒不是对其出身的歧视，而是晚明以来，以画品来区分高低的主流艺术思想的体现。

当然，在绘画只是社会分工之一的当代社会，不读书，没文化，早已不再是画家的缺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