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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以降，汉族定居中原，以农立国，然边患频仍，尤以西北、西南游牧民族为烈。长于骑射的骠悍匈奴更是屡越长城，劫汉扰唐破金灭宋，成吉思汗甚至远征多瑙河流域，破波兰、克匈牙利，跨据欧亚。元灭以后，蒙古仍是明朝主要边患，从不消停。勒马渡悬崖，弯弓射大雕，一茬茬蒙古青年不断涌现渴望建功立业者。如西夏（1038～1227）党项族部落，唐太宗时臣服中国，始由大夏河、洮河一带移至陇西北、绥远伊克昭盟一带，赐姓李。至宋朝，该部兴盛，时有掠夺边境之举，宋朝也赐姓赵，并赐许多金帛，封他们领袖高官，只要称臣宋室，一切皆从优。夏主赵德明之子元昊，劝父不必再称臣于宋。德明不许：“吾族三十年衣锦骑，此宋恩，不可负！”元昊复曰：“衣革衣，事畜牧，本我族所便，英雄之生，当帝王耳，何锦绮为？”元昊即位后，果然帝制自为。范长江由此悟出：“民族间的羁縻政策，绝对不能笼络得住第一流的人物。”范长江接着思考：何以满清一朝，西北、西南大致宁静，尤其向不消停的蒙古何以悄然无声久宁长安？（《西夏给我们留下的历史教训》）
1935年7月～1936年5月，青年范长江（1909～1970）以天津《大公报》记者身份游访西北，从成都出发，越祁连山，跨贺兰山，由川北入陇南，过青海踏陇西，最后沿黄河至宁夏，行程两千多公里。范长江一路走一路写，向《大公报》发回64篇旅行通讯，这就是奠定其一生地位的代表作《中国的西北角》，连出七八版都销售一空。其时，范长江不过27岁。如今中国新闻界之所以设立“范长江奖”，除感于其文革死于非命（遗体发现于河南确山井中，死因至今不明），更重要的是他拥有两本至今含有相当专业高度的旅行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1936）、《塞上行》（1937）。范长江一路经过不毛之地、蜷宿羊圈、遭遇土匪、走过死尸满街的城镇……估计没有一位读者不对作者的敬业精神立正敬礼。《中国的西北角》的价值是立体的，不仅记录一路风土人情、红军信息、鸦片毒患，留下1930年代西北社情的长幅画卷，还有深刻的社会剖析。本文关注的是青年范长江的文史功底与社会关注，尤其是他对蒙藏边患渐消的历史敏感。
1935年8月，范长江一路或行或骑历经川北岷山、陇南藏区，到达临夏拉卜楞寺。历史敏感使他发现清室之所以在藏区推崇黄教的政治用心——对藏族造反行釜底抽薪之术。1936年5月，范长江由宁夏入内蒙，对清廷在蒙藏地区鼓励黄教的用心看得更透，撰有专文“满洲人的治蒙政策”，专题讨论清廷的“黄教策略”。
范长江认为满清除了沿袭和亲封爵以收买番族领袖这些传统手法，另有重大筹划——利用黄教摧毁这个民族的人口。皇帝宗室美女下嫁西北番王，再封公封王，赏赐金银玉帛，惟裕惟充，鼓励各地番王控制蒙藏青年，压抑青年们的反心，番王则子子孙孙世袭王公，永享安逸尊贵。如此这般，西北番族自然不容易冒出杰出人才。一般平民想造反，知识权力两缺，想反也反不起来。对于性格较烈的蒙古王公，清帝在其衙门专设可单独奏事的四品讲师，而王公要上奏，奏折须经讲师盖印方生效。四品讲师事实上是皇帝安放于蒙古王公身边的耳目。和亲尊爵，这是治标，最厉害的是治本之策——推行黄教。
满清在蒙藏地区竭力提倡黄教，推崇喇嘛，拨大量库银营建宏大寺院，尊喇嘛为最贵阶级，王公只能管理平民，管不了喇嘛。平民当了喇嘛，便不再受王公管束。喇嘛除了念经，百事莫理，衣食住行皆由平民供给，且用物专享上等。利用人类懈怠天性，引诱蒙藏青年进入不劳而获、坐享高等的僧侣阶层。同时规定每家最多只能留一子为俗，余子皆须入寺为僧，喇嘛不得结婚。这么一规定，蒙藏女子过剩，在俗男子供不应求，势必多妻，一方面戕害俗家男子身体，一方面在寺喇嘛出于性本能必与“过剩女子”发生关系，性事杂乱，性病必随，花柳病普遍。长此以往，蒙藏两族人口日少、健康日坏、经济能力日微、才智之士日鲜。让两个不安分民族的优秀青年去念经，巧堵人才之出，得一姓江山之固；谋深虑远，难出此右，真正两手都硬呵！这不，连蒙古额济纳旗图王都因花柳病沉重而影响行动。
此后，范长江有感于这一专题的价值，在随后的《塞上行》中引用了（估计专门寻找）清人魏源的相关论述：“蒙古敬信黄教，不但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开本朝二百年之太平。”黄教喇嘛所诵之经系藏文，蒙古喇嘛得费力攻读藏文，弃固有之蒙文而不顾，久之则抛蒙古民族文化，思想意识上逐渐淡薄民族独立之思想。
柔性笼络远较刚性压制为胜，效力持久。久压逼出决心，拂逆终生叛志，柔顺消磨其志，以软其力。道高魔垂，“黄教策略”比和亲封爵笼络更阴更狡，渗透更深更入，等你明白，你也残废了——想反也反不了。
范长江当年激于民族不平等的义愤，探究满清对蒙藏的“黄教策略”，不仅需要厚实的文史功底，也需要见微知著的社会敏感。这对当今致力新闻的数十万青年，实有多方面示范之用——看起来是对当下社会新闻的报道，但若想稍稍深入一点，还是得有一点文史功底，惟此才能从表面现象挖剔出深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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