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汉子”成为新一代女性主义的产物

看上去这意味着女性主义的某种胜利。多元文化主义宣称，有各种各样的女人，也有千差万别的女性特质，女性群体内部的个性差异，甚至比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更大更多。所以既有洒脱不羁的女人，也可以有温柔细腻的男人；既有豪爽宽怀的女人，也有羡慕嫉妒恨的男人……无论男女，个人的性别气质，乃至性取向，都不应该被绑架在男性∕女性这样单调而僵化的概念之下，无论是女汉子，还是男伪娘，都应该获得社会的承认，受到文化的尊重。毋庸置疑，女性主义理论所开启的，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个愈加文明的两性文化，一个更具包容的性别空间。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晚近的诸种女性主义和性别理论为我们认识男性∕女性这一对古老的概念，提供了新的视角。正是通过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我们得以认识到，所谓的性别，所谓的女人，并非是一件生而如此的事情，与其说“生为女人”是先天决定的生理特征，不如说是某种社会文化的建构物。正如波伏娃那句鼓励了一代代女性主义者的名言：一个人不是生来就是（be）女人，而其实是变成（become）的。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女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性别特征，都是社会、文化、历史的塑造物。更为重要的是，基于这样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女性主义突破了其字面的限制，打开了更为激进的维度，获得了在广泛的社会政治空间驰骋的可能。正因为“女性”这个概念乃至性别关系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建构物，所以女性主义的理论思考，女性主义的批判所及，并非仅仅关于女人，关于女人的权利、女人的情感、女人的地位，而且是更为彻底地走向与既有文化政治体制的决裂：整个社会如何把一个生物体塑造为无法参与公共生活的女人，文化如何把一个群体编码为温柔脆弱的弱者，政治运作如何把人口的二分之一变成沉默的不可见者。在这一批判框架中，就女性、性别所展开的思考，触及了意识形态的运作（什么样的女性才是为社会广大成员接受的女性标准）、政治空间的可能（政策制度在何种意义上保障或限制了一个群体的权利），以及文化逻辑的解码（文学艺术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并推动了对于女性的塑造）。

从这个视野上看去，“女汉子”的出现是饶有意味的。“汉子”本是男性的专属称谓，冠以“女”的修饰，彻底改变了这个词语的内涵。据说“女汉子”与“软妹子”对立，形容的是这样的一种女性：她们行为举止多不拘小节，性格开朗直爽，心态积极乐观；更重要的是女汉子们能扛起责任，内心强大，在工作中果断冷静，能像男人们一样去战斗，甚至在竞争中超过男人。她们不会撒娇，性格大大咧咧；不喜欢化妆，与男人称兄道弟；她们头脑灵活，独立自强、个性显著。有网友专门作出了总结，在女汉子那里，female（女）=fe（铁）male（汉子）。很显然，所谓的“女汉子”并非丧失了女性气质，不是女性魅力的消失，也不是外貌、服装、发型的中性化趋势，甚至也不仅仅是一种爽朗、乐观的性格，女汉子代表了一种新的女性特质：在工作中与男人竞争，在社会生活中与男人合作，肩负压力，接受挑战，女汉子们可以和汉子们一样，有情有义有担当。

根据当代风头最劲的酷儿理论和文化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的观点，一种性别身份的获得，事实上是一个不断引用、不断重复的操演（performativity）过程。巴特勒致力于解构性别的规训实践，为身体、为性别欲望的塑造创造更为弹性的空间。在巴特勒那里，跨界的、混杂的性别扮演，不断重复的操演是意义重组、主体重建的新希望。在巴特勒理论的框架中，诸如“女汉子”与“伪娘”，都是性别实践的改组和进步。

针对女性主义一直以来强调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的区分，巴特勒进行了激进的解构：“如果生理性别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性别化的范畴，那么把社会性别定义为文化对于生理性别的诠释就失去了意义。我们不应该把社会性别只看做是文化在一个先在的生理性别上所铭刻的意义（一种司法性的概念）；社会性别也必定指向使生理性别本身能够建立的那个生产机制。”巴特勒断言：“‘生理性别化的自然’或者‘自然的生理性别’得以生产，并且被建构为‘前话语的’、先于文化的，成为一个政治中立的表面，任由文化在其上施行作为。”（《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0页）不满足于女性主义对于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并将生理性别自然化，将社会性别文化化的路径，巴特勒宣称，生理性别也是被建构的，并且被建构为“非建构的”，它成为前话语的、二元的（男性生殖系统/女性生殖系统），就此跨性人、变性人等各种生理特征成为“畸形”，更重要的是这种将生理性别自然化的方式，进一步规范了性欲的组织方式和利比多矩阵。巴特勒敦促女性主义者反思女性主义理论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对于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后果（对于酷儿的压抑）。但是巴特勒遭遇的重要的反诘与批评在于，如果生理性别也是被社会文化建构的，那么如何在这种性别建构主义的视角中，处理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生理特征。换句话说，当代性别理论发展的一个困境在于，当理论家们一心强调性别身份的“被建构”时，当理论家们千方百计为多元性别文化争取合法性时，我们不得不承认，男/女两性最基本的生理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性别身份的发展塑造，那么理论如何面对两性在生理上的巨大差别？如何安置男女不同的生理机能，在形塑男/女性别身份中或大或小的作用？

女性主义诞生于女性争取选举权和政治平等的斗争岁月，全面兴盛于后工业社会第三产业大力发展的黄金时代。从历史发展来看，也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不倚重体力、精力等男性生理优势的时候，对女性的尊重，女性广阔社会空间的获得，才是可能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各路女性主义理论都忽略了生理差异这一显然更为基本的两性命题，因为女性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条件，恰恰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科技的巨大进步，第三产业支柱性作用的凸显，使得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和岗位，并不倚重于身体健壮、力气过人的男性。同时社会福利的显著提高，家政劳动的全面市场化，都为女性地位的崛起，把女性从家庭空间中解放出来，提供了历史机遇。女性主义政治斗争所取得的成就，女性主义理论所获得的思想张力，都勾连着这一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

同样在今天，女性主义理论面对的各种挑战，女性主义斗争的焦点，批判的策略，都在随着社会尤其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迁移。就社会现实来说，政治平等、同工同酬，至少就法律意义来说，已经获得了保障。尊重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进步的“政治正确”，一种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接受的文明共识。但是另外一方面，针对女性的职业歧视，性别暴力，无论或显或隐，都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就业季里，女大学生们打出的抵制性别歧视的口号，令人动容。用人单位以各种或明或暗的手段，限制女性竞聘者，女大学生找工作难，正在成为新的求职焦点。另一方面，男性群体显然亦并非这场性别战役的获胜者，正当女性们遭遇困窘的求职难的时候，男性的社会压力也变得空前沉重，有房有车、养家糊口成为男性青年必须具备的求婚条件，“蜗居”“裸婚”“经济适用男”等新词热词的不断出现，显示着今天中国城市男性所背负的巨大重任，一套婚房足以拖垮中产阶级男性的所有职业、生活梦想。事实上，男女两性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埋单者，社会提供的职业空间越来越小，在求职难的情况下，女性不得不从日益拥堵的社会空间转向家庭空间，更直白地说，女性将这种生存压力转嫁给了男性。在工作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甚至越来越难以就业的时候，女性必须寻找一个足够提供安全与富足的生活伴侣；与之相应，在婚姻市场上，财富、地位、权力成为衡量男性价值的唯一也是最高标准。并非是女人变得越来越懒惰，越来越依赖，而是社会不能提供足够的空间和机会。与此同时，为了争抢所谓“优质男青年”“高帅富”们，女性之间的竞争也在变得激烈和残酷，“黑木耳”“绿茶婊”等女性针对女性的恶劣言辞不断涌现，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另外一方面，今天女性遭遇的职场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不同于前几代女性主义者们争取选举权、同工同酬等基本政治权益的斗争语境，在经历了女性主义风起云涌的洗礼之后，女性在智力、能力等方面并不比男性差，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道德和认识准则。大多数女性毕业生所遭遇的歧视，更多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现实考量，它来自于现实利益的权衡，成本收益的精打细算：女性必须承担生育、哺乳的重任；出于安全考虑，女性职员外地出差、深夜加班多有不便；另外家务劳动、照料家庭也容易使得女性在工作上懈怠。正是在这种功利的考量之下，有男人不选女人，在女性竞聘者中优先选择已婚已育者，成为大多数用人单位，甚至是女性主管领导的现实抉择。

在这个意义上，当代女性主义显示了空前的批判危机，因为女性主义理论更多强调社会文化对于女性身份的建构，将女性的生理性别进行了悬置乃至消解，拒绝回应男/女基于生理差异所产生的优劣势。今天女性遭遇的职场歧视，其实很多出自女性生理特征在职场上的“短板”，可是当代批判理论的性别版本，却不能处理这一看似陈旧而保守的生理差异问题。女性群体在面对种种不公正的时候，除了谴责用人单位，敦促政府保护权益之外，缺少真正的思想批判力。

所以在我看来，“女汉子”这个称呼的进步性，并非是在巴特勒的意义上，这个词语显示了性别多样重组的空间和可能，恰恰是这个热词，彰显了巴特勒面临的理论挑战。女汉子们不是扮装出演，不是对既定性别秩序的僭越与骚动，女汉子们承认并且意识到了，男/女两性最基本的生理差异，她们不是扮装成汉子，而是愿意或者说是不得不承担和汉子们一样的劳动与责任，即使没有和汉子们一样强壮的身体，她们也必须像男人一样去战斗，这既是一种自身的期许，事实上也是认识到了自己与男人的差异。不妨体会“女汉子”与我们熟知的“女强人”的差异，对于身体差异的重视，对于男性气质的借重，是一个可喜的新的斗争策略。

在“女汉子”的流行背后，我们可以发现，女性在今天所遭遇的危机与困境，并非单独属于女人，男性同样在遭遇着资本前所未有的阉割与剥夺。在这个意义上，新词的层出不穷，新的性别关系的不断涌现，性别观念的嬗变重组，都联系着广泛的政治经济变迁。在新自由主义所开启的这个酷烈的丛林时代里，获利成为最高标准，社会福利的不完善，企业公共责任的淡漠，都放大了女性的职场软肋。更重要的是，当处理剩余劳动力（而非未就业人口）成为全球政府的头疼问题时，就业岗位的空前短缺，社会资源的加剧垄断，都在增加女性就业的寒冬季。在这个意义上，女性主义的斗争焦点，女性主义理论的批判方向，并非仅仅针对男权沙文主义，而是必须朝向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鼓吹的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文化逻辑。从对于女性自身的关切，进入到对社会文化的全方位反思和批判，是女性主义运动百年来最精髓的革命成果与理论智慧，也是今天面对女性主义理论困境之时，我们必须再度汲取的斗争经验和思想起点。

有一个不太正经的斯洛文尼亚思想家齐泽克，曾经在一本非常正经的学术论著中抱怨道：你现在已经不能跟那些所谓的女性主义者们对话了，当你跟她们说“女人”这个概念的时候，她们会立马抨击你：没有你说的那种女人！没有你说的那种笼统的“女人”概念，只有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她们是黑人女性、未婚妈妈、工厂女工、女同性恋者……在后结构主义所启动的差异路线图中，任何意义上的联盟与团结变得不可能了。恰恰在这个危机的时代里，我们要回到马克思所开启的重要的思想篇章，他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同样也是今天女性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