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口述历史纪录片的春天快到了

　　日前，崔永元回到母校中国传媒大学任教，讲述他10年来从事口述历史的心得。由于选课人数太多，连1500人的报告厅也被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小崔感叹：“口述历史的春天到了。” 近些年来，崔永元陆续通过纪录片把口述历史的研究成果展现在公众面前，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如今年《我的抗战2》在网络上首播，点击量超过千万。

　　相比以第三人称讲述历史的文献片，以亲历者第一人称讲述的口述纪录片，既让历史变得更鲜活可触，也符合纪录片关注普通人的发展趋势。在把口述历史引入纪录片的尝试中，崔永元的团队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因此，我们将以崔永元的口述历史纪录片为例，探究口述历史纪录片的现在与未来。

　　个体生命的历史叙事

　　苏珊·朗格说：“如果要想使得某种创造出来的符号(一个艺术品)激发人们的美感，它就必须以情感的形式展现出来，必须使自己成为一种与生命的基本形式相类似的逻辑形式。”口述历史纪录片的一个魅力之处正是，以个人生命的视角切入宏大历史，凭借丰富生动的细节描述、口述者的一举一动，给历史叙述增添了生命的体温，让观众容易产生情感共鸣。

　　通过一个个“我”的故事建构观察历史的民间视点，也弥补了官方历史和宏大历史中的盲区。从《我的长征》、《我的祖国》到《我的抗战》，崔永元都以“我的”作为关键词。这些“我”不再是以往文献片中常见的领袖、将军等，而是战争中的小人物，有中下级官兵、基层文艺工作者、普通医护人员、平民受害者、慰安妇、战俘等。崔永元说《我的抗战》“提供了超过我们以往教科书上对抗战的认识，包括讲故事的方式”。这种“讲故事的方式”是：不仅表现战争，还讲述战时教育、文艺和百姓生活等；不仅讲述重要的历史事件，还提供观照个人与历史之间复杂关系的视点，让观众多向度、多方位地去接触历史现场。而且，编导尽量不下结论，只提供故事细节，把判断权交给观众。但是，把判断权交给观众，并不代表创作者不需要对口述史料进行理性筛选。口述者个体回忆的真实性必定受到个人记忆修正机制及社会语境的制约，因此，如何用文献弥补口述史料的缺陷，如何用影像向观众展示个体回忆与历史之间的缝隙，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

　　“过去”与“现在”“未来”的对话

　　口述历史纪录片通过讲述过去的故事，与当下现实构成对话。由于官方史学话语的严格制约，加之消费主义社会中历史沦为消费符号，社会一度出现“国家失忆”(朱大可)的局面。而在价值观紊乱的转型期社会中，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显得重大且急迫。口述历史纪录片正呼应了这种社会需求。诚如崔永元所说：“我们有过什么样的胜利，什么样的失败，什么样的灾难，什么样的痛苦，该就哪些方面的事情反思……这些问题统统都被边缘化了，这样下去挺危险的。”当然，如此社会语境也决定了目前口述历史纪录片主题以解读重大政治历史事件、重大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为主，以刷新民众的集体记忆为目的。

　　而且，口述历史纪录片的涌现与当下社会观念进步有密切关联。崔永元说：“我们尽量少用大叙述，而是去关注每一个人的个人感受。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得有尊严，每一个人都体面，国家一定很体面。”对于过去历史中的人的尊重，也是对于当下尊重个体生命的呼唤。但是，限于官方政治话语的制约，口述历史纪录片对于“过去”的具体选择考验创作者的政治智慧。

　　在崔永元看来，口述历史不仅能让“过去”与“现在”对话，还能让“过去”与“未来”对话。崔永元说：“口述历史最大的价值和特点就是真实，之所以做口述历史，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以后还能和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对过去、现在和未来负责应是口述历史纪录片创作者的使命。

　　但是，如何从历史的表象进入深层的历史肌理？崔永元说：“能不能把每个时代好的东西摘出来，然后凑成一个新的好的时代。而每一个时代犯过的毛病，我们把它集中起来，清理掉，别再犯同样的错误。”崔永元的确提供了一个路径，但更多的路径则有待探索。在实践层面，从《我的抗战》的编导们的手记中，我们发现年轻编导站在“现在”召唤“过去”，但主要以情感为立足点，而理性的问题意识则有待提升。如编导孙文婷说：“和抗战的日子相比，现在大都市快节奏的生活让思想变得麻木……我们行色匆匆地走在路上，抱怨似乎成了习惯。可在抗战的时候，能保住命就是上天给予的最大恩赐。”

　　审美形式与价值深度的融合

　　崔永元的口述历史纪录片在追求求真品格时，也注重可看性。从《电影传奇》使用真人扮演，到《我的祖国》尝试用动画，尤其《我的抗战》用木版动画的探索，既有利于营造质朴深沉的美学风格、丰富影像视听表现，也有利于加强历史感。崔永元说：“在抗战时的宣传品基本上都是版画作品，没想到现在大家看上去很新鲜，因为现在很少有人用这种版画风格。”

　　在消费主义语境下，纪录片除了美学风格上不断求新之外，追求故事性、传奇性一直是保证高收视率的法宝。《我的抗战》总导演曾海若针对全片的风格曾说：“第一，使用动画；第二，强烈的故事性；第三，情感至上，所有的片子必须有情感点，不能做得漠不动心。”在各种宣传中，创作者把“传奇性”作为噱头之一。的确，《我的抗战》讲述了一个个完整的故事，以战争中的个人生命价值为圭臬，较好地挖掘了情感价值和人性价值。如《永远的微笑》那集的编导对于两个时代不同爱情特点的对比，《长城谣》编导对“八年抗战中国人值得肯定的精神和思想”这一主题的追问与困惑。

　　但是，这些思索大都只停留于情感拷问，缺乏更理性的拷问历史的深度。对于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团队而言，在掌握如此珍贵的史料以后，如何运用、质疑和反思这些材料，更加考验创作者的历史反思能力。如果单纯为了实现传奇故事的圆满和情感点的渲染，某种程度上会低估甚至“浪费”口述历史研究资料所蕴含的理性价值。

　　其实，对于崔永元的团队而言，这些口述历史纪录片是一个“半成品”，拍这些纪录片的初衷是为了给受访老人们一个交代，为了纪念抗日战争65周年纪念日，所以在2010年才会让口述历史研究成果中的冰山一角提前亮相。据崔永元称，他将在中国传媒大学建立一座口述历史博物馆，让后人有机会跟历史对话。

　　而在笔者看来，优秀的口述历史纪录片应该努力实现游走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责任，实现审美形式和价值深度的巧妙融合。随着播出平台的增多、社会收视需求的增加、口述历史纪录片的品质不断提升，口述历史纪录片的春天应该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