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不是圣人 何况圣人谈完理论也得吃饭、得上厕所

    当代中国处于一个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转型期，人们普遍期待政治革新，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历史课题。公众有权利用文艺形式进行政治表达，但把政治标准强加给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肯定是不可取的。很多人放弃文学的审美价值，醉心于其政治功能，实际上是人的艺术审美权利的异化。有些人对小说并没有多大兴趣，却总爱拿极端枯燥乏味的《1984》说事儿，这种文学趣味本质上是扭曲的。也许正是社会扭曲了人，作为某种个体趣味来保持和强调，这并无不可，不过不能把个人趣味强加于人，更不能要求所有文学家都写《1984》。
 

　　北京时间11日凌晨，莫言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里接过诺贝尔文学奖证书、奖章和奖金支票，现场掌声雷动，乐队奏响了《阿拉丁组曲之中国舞曲》。这是一个全体中国人应当向莫言表达敬意的时刻。而在国内，有人打着所谓“民间社会”的旗号，按照一种想象的所谓“诺贝尔伦理”，对莫言展开猛烈抨击。

　　莫言获颁诺贝尔奖，这是世界最高文学奖项对其文学成就的一种肯定，但他身上有没有值得质疑、批评与批判的东西呢？当然有，公众完全可以质疑、批评与批判。但不能抹煞莫言的文学成就，尤其是在他领奖的这一刻，这是一个值得和需要肯定与赞美的时刻。

　　既然瑞典文学院把诺奖授予莫言，就意味着其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打动了他们，这代表了中国文学的影响力。现在奏响的《阿拉丁组曲之中国舞曲》，隐喻着西方对中国的诸多想象，有美好的，或许也有不美好的，个中意味难以言传。而莫言以其文学作品回应了西方对中国的想象，这种回应受到诺奖评委们的肯定，证明作家莫言获得了世界的某种接纳。莫言的成功，多少也算中国人的成就。

　　把莫言置于一个较长历史时期来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莫言获得诺奖的意义。欧洲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大致始于18世纪伏尔泰等人对元杂剧《赵氏孤儿》的翻译、改编与上演，这个剧本当时轰动欧洲，激发了西方对中国的美好想象。此后两三百年间，欧洲把中国描述成一个野蛮、愚昧、肮脏的国度，对中国文化自然充满了鄙夷和不屑。而莫言跨越200多年的历史断层，以其文学作品接续了一种跨国前缘。

　　有些人无视莫言的文学成就，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政治标准审查作家，把他说得一无是处。他们杜撰了一种所谓的“诺贝尔伦理”，“要求受奖作品能深刻地表达普世价值的信念”，说穿了就是政治上站队。说“诺贝尔伦理”是中国人杜撰的，是因为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及其作品中，根本就看不出这么一种“诺贝尔伦理”。读法国诗人圣琼·佩斯、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的诗作，其中多的是风花雪月，这也是一种“普世价值”，却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法国作家纪德、加缪的作品充满哲学意味，也无关政治。甚至美国作家海明威书写战争，也极少刻意地政治表达。用一种无中生有的“诺贝尔伦理”贬低莫言，一是无知，二是自以为是。

　　对于莫言，争议没什么不可以，但最高判断标准还是文学价值。对于屈原、李白、苏东坡，现在也有人依现代价值观进行“重新审视”，结果把他们批得体无完肤，但多数中国人还是喜欢他们的。文学成就不是莫言的批判豁免状，但在一种对文学的漠视与无知中贬低莫言，那也是对文学与作家的意淫。真正懂文学的人应该知道一句话：圣人高谈阔论完一样要上卫生间！ .